当年被两大国“卡脖子”,中国人靠什么造出了原子弹?(组图)

发布时间:2018-10-17 22:19 | 来源:环球网 2018-10-16 16:20 | 查看:759次

  54年前的10月16日,罗布泊的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团蘑菇云升起,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震惊了世界,因为研制原子弹的技术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难最复杂的技术之一,只有美苏英法这四个大国掌握,也是它们最高的国际机密。对中国而言,已经不是“卡脖子”的问题了。

  但是,在各种严密封锁之下,中国那些年轻的科技人员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技术积累和不懈的努力,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刀哥觉得,面对今天“灯塔国”在科技上对我们的“卡脖子”,要想击败对手,就必须拿出当年“两弹一星”的精神。

  引子 

  对比现在,当时的新中国可以说在经济上是一穷二白,当时的科研人员可能顶多就是能“吃饱”。在科研技术能力积累方面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而相关的重要研究设备更是无从谈起。

  但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的一群甘于奉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投身戈壁滩,用不懈努力的“两弹一星”精神,造就了后来一个又一个奇迹。

  前两天,刀哥刀姐跟“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朱光亚先生的儿子朱明远了解当年这支中国科技团队的一些细节,也从朱明远先生那里深刻认识到,什么才是“两弹一星”精神。

  朱明远先生说,时隔50多年,看看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中国科学工作者仍有必要坚持“两弹一星”精神。

  虽然他的父亲朱光亚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但无论原子弹还是氢弹的爆炸,他和普通人一样都只是遥远地感受。不同的是,父亲于他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融入生活习惯中,成为人生准则和坚持信条。这让他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01 集体的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再大,也是有限的;让一个集体爆发,它的力量可能是难以想象的。

  奥本海默有美国的“原子弹之父”之称,库尔恰托夫是苏联的“原子弹之父”。那么,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呢?

  2011年朱光亚先生去世时,俄罗斯媒体曾将他称为“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不过,朱明远先生告诉刀哥刀姐,他清晰地记得很多年前,自己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父亲。朱光亚先生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搞这一套。

  朱明远说,他个人理解,完成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是一个集体,而它的技术攻关领导层也是一个集体。集体的力量很强大。

  毛泽东当时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于是,我国决定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先生负责推荐。

  以我国当初研制原子弹为例,朱明远先生说参与研制的主要技术负责人是:

  朱光亚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科学技术计划的技术总负责人。 他亲自主持起草《原子弹装置的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提出关键性的部署,对当时中国原子弹的研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朱光亚、彭恒武和邓稼先在天安门城楼上

  彭恒武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是造诣颇深的理论物理学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科学技术计划的理论工作负责人, 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研究中起了重要作用。

  王淦昌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物理工作的负责人。

  郭永怀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空气动力学专家,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体设计工作的负责人。 他指导并组织进行了空气动力学、核武器环境试验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保证了核武器最后试验的成功。

  程开甲 ,曾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时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测试工作的负责人。 他带领新疆核试验基地研究所记录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97%的数据。

  邓稼先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主任。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攻关的组织领导者, 对原子弹中的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运输等主要理论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陈能宽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实验部主任,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实验研究领域的主要组织领导者。

习主席授予程开甲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周光召 ,时任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第一副主任。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研究的奠基者之一,攻克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等诸多领域中的重要课题。

  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成功离不开上述这些人的努力,也离不开这支团队所有人的努力。因此,中国的原子弹之父,不是某一个科学家,而是一个卓越的科学家群体。

  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先生曾撰文写道:

  “中国从1959年决定独立自主研制原子弹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用了5年时间,而后,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展速度令全世界惊诧不已。 中国原来的科技、经济都非常落后,为什么‘两弹’技术能够获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呢?当年,我与许多人一样对此迷惑不解。

  李政道先生说,后来在上世纪80年代解密之后,他与中国这些科学家深入了解才明白,这支科学家团队之所以“了不起”,既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这个团对整体效率很高、整体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

  “论名气,中国这支科学家团队的组成人员远不如美国、前苏联,但在团队的整体效率上,毫不逊色于两个超级大国,甚至还更好”。

  02 不看重金钱

  “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中只有于敏和钱骥没有留学经历。从21位元勋的留学国来看,美、英、法、德、苏是他们的主要留学地。

  朱明远先生说,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年纪轻轻从美国学成归来,放弃大洋彼岸的优越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一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

  可以说,如果留在国外,他们在金钱和物质上的收益,要比在新中国高出上万倍都不止。而且他们在都很年轻,在学术上也已经出类拔萃,若继续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拿“诺贝尔奖”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他们毅然决然地回到新中国。在他们眼里,金钱并不重要。

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

  中国核试验中的一位重要科学家是钱三强,钱三强和他的夫人何泽慧都是中国顶尖的核物理学家。在研发核武器之前,钱三强曾经应邀为中央政治局讲解核物理、 核能与核武器, 这成为中国决策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因素。

  在核武器研发过程中,钱三强通过他的关系,利用去巴黎开会的机会,向他昔日的老师购买了中国急需的核辐射探测设备。而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对钱三强予以了极大的信任, 周恩来总理从当时中国仅有的20万美元外汇储备中,拨付出5万美元,作为钱三强购置科研仪器的经费。

  将一个国家外汇储备的1/4交给一名科学家来支配, 这成为核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而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这批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们更是从人们的视野中集体“失踪”了,一“失踪”就是十几年。当然,这里所说的“失踪”是指他们在各种学术交流的舞台上消失了。在生活中,他们并没有“失踪”。

  朱明远先生说,在我们所居住的大院里,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上班、下班、排队买菜,像一个个普通人一样,既不神圣也不神秘。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能守得住寂寞。

  1996年10月,朱光亚先生荣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元港币。放在20年前,这是一笔巨款啊。

  可颁奖的头一天,他就对身边的同志说要把奖金全部捐出去,作为中国工程科技基金。在捐出了100万元港币之后,朱光亚先生又反复叮嘱周围的人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

  直到后来,中国成立工程院之后,“两弹一星”的功臣都成了“院士”。这在今天,是不少人争抢的“光环”,有的人甚至不惜靠学术造假。而朱明远先生说,“两弹一星”的功臣们很少自称“院士”,父亲认为院士不是职务,不是职称,只是某个单位的成员,不宜作为称谓。

  03 严谨与认真

  朱明远先生说,他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父亲做事的严谨和认真,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他都极其严谨和认真。

  在工作上,朱光亚先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认真制定每天的工作计划,也为此常常加班加点。如果今天的任务没有完成的话,加班加到第二天也要完成。他常说不能因为今天的工作而耽误明天的事。

  钱三强和何泽慧夫妇也是如此。他们发现的 “原子核三分裂法” ,被认为是原子核的新分裂法。1955年钱三强去中南海向毛泽东介绍了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为了说话清楚原理,钱三强带了一个探测仪,这个探测仪就是何泽慧亲手做的。

  据后来解密的材料显示,虽然何泽慧不在核武器研究的团队中,但是她通过科学、准确的实验,为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找到了不少关键而正确的数据。有的实验一般都需要两年才能拿到数据,而何泽慧在几个月就得出了数据。

何泽慧

  朱明远先生说,不少实验物理学家身上也都有这样的品质,这是一种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这种精神就是要对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追根刨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严谨会把误差带进来,会出现差之毫里谬之千里的结果。

  04 挑战与动力

  挑战越大,动力越大。这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5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技水平都有了跨越式发展。相类似的背景是,在航天,核工业等领域发展中,总有一些外界势力对中国实施“封锁”。

算盘成了科研人员的计算工具

  在原子弹、氢弹研发时,这种封锁是相对更彻底的,中国研究人员拿不到任何资料。但是,他们面对巨大的挑战,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们把挑战变成了动力,可以说“两弹一星”完全是“逼出来”的自主研发。

  他们甚至把自己的生命和一生,都献给这个国家,就为了击败这些挑战。

  在核武器研发过程中不幸牺牲的科学家郭永怀,是在力学领域和钱学森齐名的专家。但郭永怀的研究领域,是与核武器运转相关的力学工作,这是一个需要高度保密的领域,因此如今他的名气远不如钱学森,具体工作和成果也长期不为人知。

周恩来与彭恒武、郭永怀  

  近年来,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郭永怀令人动容的最后时刻:

  1968年,他乘坐军用飞机从核试验基地返回北京西郊机场,在降落时飞机发生了空难坠毁,被大火笼罩。在最后时刻,郭永怀与飞机上的一名解放军警卫员抱在一起,将装有保密文件的公文包藏在两人中间。大火熄灭之后, 两人的遗体都被烧焦了,但核武器研究最珍贵的资料得以完好保存。

  05 专心做一件事

  一个伟大的人并不是生来伟大的,而是在日积月累中一点点地成就。

  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具备优异的能力,实际上能够从始到终,持之以恒坚持做一件事是很难的。

  朱明远先生说,我父亲说他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每天都在琢磨这件事,不被别人意见干扰,坚持自己的观点,研究之路就是打开一把把拦路锁,直到最终大门敞开为止。持之以恒,从不放弃,那将是一生的事业。

  结语

  今天我们的确面临个别国家在核心技术上的“卡脖子”,但是在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时代,那些新发现的基本自然规律和原理必然会公开发表,这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能被封锁的只是有国界的“发明”和根据发明创造的产品,从这个性质来看,封锁对中国自身发展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应坚定信念。

  此外,我们的体制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两弹一星”方面多次被证明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浮躁,年轻人身上缺少了严谨、认真和执着,常常是哪里工作环境好、给钱多就去哪里,频繁跳槽、好高骛远。不少所谓的创新也是靠“模仿”去挣快钱。

  因此,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稀缺性,让这种精神继续带给我们不畏挑战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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