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涛/绘  

　　1月1日，深圳罗湖区两名高三学生在路边看到一位老奶奶跌倒，满脸是血，路人见状，都不敢上去搀扶。他俩扶起老人，将老人送进医院包扎并垫付医药费。事情传开后，学校召开表彰大会，奖励两人每人800元奖金。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宣布给每人颁发1万元奖励慰问金。（详见今日本报A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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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彭宇案”、郑州“李凯强案”，如同杯弓蛇影，让勇于救人成为一种风险。打那以来，发现有人摔倒，甚至存在生命危险也不扶不救，不断见诸报道。不久前深圳福田区益田村，老干部肖雨生在小区里跌倒，因无人扶救导致死亡，这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

　　两位学生勇于救人，值得嘉奖。不过，给予每人发放1万元的奖励慰问金，这就未必可取。重奖见义勇为，不等于重发奖金。中学生见义勇为当重奖，但重奖未必体现在重发奖金上。授予见义勇为者荣誉称号，召开大会公开表彰奖励，号召民众向其学习，甚至还可以提高表彰奖励的档次，这些也是重奖。如果只把重发奖金视为重奖，奖金发的越多奖励就越重，这只会使见义勇为走上物质轨道，这样的重奖就没有止境，其负面影响就会伴随而来。

　　用金钱重奖见义勇为，带有实用主义痕迹，实用主义拯救不了失落的道德。街头有人跌倒之事会频频发生，主动将其扶起，这本是分内之事，也是举手之劳。稍有道德良知的人都应该这样做。如果做了就给重奖，重奖成了救人的动因，尽管跌倒的人有人救了，但社会道德未必会觉醒，社会良好风气未必就能形成。没有道德拯救和法律援手的见义勇为，其自身也会走不出困境。

　　张永琪 巢湖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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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和深圳市见义勇为基金会给予两位学生重奖，笔者以为，是一件应该肯定的事，毕竟在人们依旧纠结于扶与不扶跌倒的老人时，他们敢于冒着被“敲诈”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将老人送进医院包扎并垫付医药费，就是一种值得肯定和奖赏的见义勇为行为。

　　但现实是，即使我们今天重奖了这两位学生，以后就会有人敢去毫无忌讳地救老人做好事吗？我看未必，他们的奖励几乎不可复制。毕竟，救人之后，到底救助者是肇事者还是热心人，决定权在被救的人手里，谁能保证每一个被扶的人都懂得知恩图报？

　　显然，正是这个制度漏洞，让好人难做，让好人不敢做。就在“彭宇案”发生的南京市，一名75岁的老汉在公交站台下车时跌倒在地，身边的乘客都不敢上去扶他，直到老人大喊 ：“是我自己跌的，你们不用担心。”众乘客方才上前帮忙，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我们视野开阔，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外公共道德背后莫不是有着强大的国家律法在支撑，让救助者对被救助者造成的民事伤害具有免除法律责任的权利，从而鼓励或者保护人们在紧急时刻救助他人，而免除无偿救助者施救时的后顾之忧。

　　避免“彭宇案”的重演，依靠的绝不是物质重奖，而是法令的完善。让我们理性地喊一句：“奖励可以有，制度必须有。”

　　廖水南  济南 编辑

（责任编辑：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