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这对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驾驶员殷红彬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而这样的好事却一度让他很郁闷，因为将老太扶起后，他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还了他清白。（本报昨日19版报道）

　　 司机殷红彬好心做好事，扶起跌倒的老太，还有乘务员郁维贞在场，但他还是只能依靠车载摄像头还了“清白”。而摄像头上次“立功”则是在2009年，当时南京的郑先生赶车时扶起一名跌倒孕妇，却被孕妇咬定是他将其撞倒。一旁的“证人”和赶来的孕妇丈夫都认定是郑先生的责任，并提出赔偿2000元。郑先生只得报警,最终民警从监控录像证明了他的清白。

　　如果没有摄像头，殷红彬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像南京的彭宇一样，搀扶起老太却被法院判决赔偿老太，可见,摄像头在破解“彭宇困境”中居功甚伟。

　　现在是一个摄像头密布的时代，当我们做好事被冤枉时，应当增强证据意识，无论是寻找街头安装的摄像头还是找到车载摄像头，都要尽可能寻找一切能证明自己的证据。

　　可是，破解“彭宇困境”不仅仅依靠当事人本身的证据意识，还要通过惩处那些诬陷好人等措施，来减少做好事的风险。像殷红彬扶起老太的家属不由分说指认他撞了人，像郑先生扶起的孕妇一口咬定是他撞倒自己，法律也当出手相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恶乞”扰人,法律断然出手，甚至处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试图诬陷他人得到赔偿的人，其性质比“恶乞”更恶劣，涉嫌敲诈勒索，其社会危害也比“恶乞”更严重，那会让社会无人敢出手相助。因此，对诬陷做好事的人，如果证据确凿，法律就应当规定对其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成功，视其金额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可以用敲诈勒索罪来治罪量刑。

　　通过政府、社会和民间组织设立基金会和奖励等方法，鼓励人们做好事，不怕被“彭宇”，解除他们在被“彭宇”后的后顾之忧，也是破解“彭宇困境”途径之一。像深圳市表彰两名搀扶跌倒老人的学生各一万元，像广州民间公益网站拟成立“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意在为勇于搀扶老人却被冤枉者提供免费法律援助，必要时还会提供经济帮助等，这些做法都能最大程度地促进人们做好事。

　　彭宇案、许云鹤案后，人们陷入了一种“狼来了”的惊恐，人们惊叫着不敢、不能做好事，但是，从殷红彬的遭遇，我们同样能看到在这种危机中孕育着转机，社会有能力通过各种手段,多管齐下，来破解“彭宇困境”。好人一时会吃亏，但这个社会终究会找到净化机制，让好人不吃亏。（杨涛）

（责任编辑：姬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