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文化研究者张建光做客八闽书院名家大讲堂，告诉你一个生活中可亲可近的亚圣

八闽书院讲座现场

　　东快讯（记者林鹏浩）“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是著名史学家蔡尚思教授对朱熹的评价，他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

    八百多年前，年仅14岁的朱熹跟着母亲一路蹒跚来到武夷山，按照父亲临终所托投靠他生前的好友。至此，朱熹与福建结下了不解的渊源，朱熹一生大多数时间于福建度过，其中居建阳、建欧时间就达四十年之久，居同安、漳洲等地也有数年时间。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南平市政协主席张建光是朱子文化研究者，曾在《光明日报》《福建日报》《十月》《调研文稿》等报刊发表了《朱子理学的摇篮》《印象朱熹》《走进朱熹》《寻觅半亩方塘》《朱子理学的批判与弘扬》等数十篇文章。4月11日，张建光做客省文学院八闽书院名家大讲堂，主讲《朱子文化漫谈》，他深入浅出地讲述朱子其人、其学、其义，上百位读者冒雨前来聆听。

    “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就发生在福建，发生在闽北，发生在武夷山下，完成这个转变的最伟大人物，就是朱熹。”张建光说，朱熹是新儒学和闽学的开创者，不仅集理学之大成，而且融合了佛教和道教的积极思想，朱熹吸收的是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积极成果之大成。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曾借孟子名句、林则徐所题勉联、朱熹名句等经典来阐述文化的多样和包容。“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朱熹在《春日》一诗中形容百花齐放的盛景，习近平以此描述文化多样性的理想状态。

    张建光说，朱子文化在当代仍有其巨大价值。他认为，朱子理学是有补于治道的官方哲学，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民众圣经，是读书人修身济世的人生信条。陈寅格曾评价朱熹，“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演变之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张建光说，陈寅格将新儒学比作“一大事因缘”，可见朱熹的伟大意义。

    张建光说，朱子文化曾产生世界级的影响，西方学者莱布尼茨、波尔、孟德斯鸠等人都曾受其思想启发。“弘扬不是复古，不是复制，而是发展和创造新的文化与文明，这才是弘扬朱子文化的本义。”

    讲座结束后还举行了由福建省文学院主办、东南快报等媒体参与协办的大型公益文学活动“作者寻找读者”。9位闽籍作家新近出版的10本新书共计350本图书免费派送，众多冒雨前来听讲、领书的市民充满期待，半个多小时后，书被“抢”光，张建光所著的《涅槃山水》成为现场最热门的书之一。

    朱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吗？

    当我们敲打键盘的时候，别忘了那里有朱熹的功劳

    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其15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提出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

    张建光说，有人认为，李约瑟所总结的“难题”，究其原因，是朱熹造成的，朱子理学形成在南宋时期，而这恰恰是中国思想文化走向衰微之际，这似乎成为朱子理学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实证。

    张建光从朱子认识论的角度对上述提法做出了有力的辩驳。“朱子认识论可以归结为‘格物致知’四字。格，至也，物，犹事也。穷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践其实。撇开其客观唯心主义的本质，这与我们常说的实践观十分相似。”

    鲜为人知的是，朱熹本人身体力行“格物致知”的理念，他的发现曾影响了莱布尼茨、波尔等西方学者。莱布尼茨是近代欧洲最早关注和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并富有成效的一流学者之一，他对《周易》《大学》《尚书》《中庸》及宋明理学家的著述钻研甚丰，

    “朱熹曾自制浑天仪，观测星象，提出了东方古典星云说。他发现了雪花六边形的事实，比西方天文学家普勒早上四五百年。朱熹对周易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那张阴阳回互相抱的古太极图，极大地影响了莱布尼茨和波尔，引发了现代物理大师的创造发明的灵感。”张建光提到，波尔曾公开宣称，他的量子理论的互补概念同东方古典文化的太极阴阳思想有惊人的一致，当他必须选择一种标志来象征他的物理原理时，他毫不犹豫地选中了中华太极阴阳回互相抱的图形。

    让听众们倍感意外的是，被世界各地亿万人敲击的电脑键盘，跟朱熹都有些许渊源。张建光说，莱布尼茨受朱熹的太极阴阳思想的启发发明了二进位制，于是有了电子计算机。“有人评价，当我们敲打电脑键盘时，别忘了那里有朱熹的功劳。”中国古代学者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影响，尽管无法用肉眼识别，但潜移默化中，却有暗涌细流穿越世界的经纬缓缓流动，无怪乎《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李约瑟感慨：“也许，这种最现代的欧洲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受到庄周、周敦颐和朱熹这类人物的恩惠，比世界上现在已经认识到的要多得多。”

    “朱熹的‘格物致知’与西方近代实证科学精神竟有如此神交，现代人也为之瞠目结舌。”张建光说，凡此种种说明，把“李约瑟难题”的原因归咎于朱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相反，朱熹“格物致知”的理念恰恰符合科学精神的要义。

　　朱熹是没有七情六欲、不可亲近的人吗？

　　兴之所至，他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

    张建光说：“朱子理学以天体为本体，动静无端和理一分殊为并证思维，格物穷理则是认识论，但它们都与道德政治一体化。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伦理理性。朱子理学没有更多地向自然迈进，而被历代统治者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实施，成为泛道德的命题。”因此，当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时，当朱子理学以“三纲五常”的面目示人时，朱熹便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偶像。

    “很多人认为朱熹是可敬而不可亲的，不仅仅是他那深奥的思想，不通俗的文字，更多的是因为感情的因素。”张建光说，要认识一个生活中的朱熹，需要从朱熹的诗歌中细细品味。

    “让我们克服情感上好恶，先读读他的诗词。”张建光列举了朱熹的诸多诗作：朱熹咏梅，把早梅比作佳人，自况多情刘郎——巡檐说尽心期事，肯醉佳人锦瑟傍；相信有了梅花仙子相依——人间何处有冰霜？他描海裳——春草池塘绿，忽惊花屿红“；他状秀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写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兴之所来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

    “这样清丽活泼词句，高蹈出世的意境，能出自一位没有七情六欲，不可亲近的人的笔下吗？”张建光说，朱熹天赋异禀的文学才华，得到钱穆、钱钟书等大学者的积极评价。朱熹一生广交朋友，不管是士子儒生、骚人墨客，还是三教九流、巫医百工、田夫野老，都有朱熹的朋友，不少人与他情投意合。从朱熹对百姓、对朋友的感情中也看出，朱熹并非不可亲近之人。

    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这使他备受争议。“这个问题使朱熹饱受诟病，人们认为他是伪君子，不食人间烟火，不是人文主义者。”张建光说，后人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存在误解。“朱熹举了吃饭穿衣的例子，‘如夏葛冬裘，汤饮饥食，此理所当然。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张建光解读道，朱熹所认为的“人欲”是超过实际、过分追求的那部分不正当的人欲，而在古汉语中，“灭”并非消灭“之意”，而是“遏制”、“减少”的含义。自然需求是“天理”，欲壑难填则是“人欲”。“朱熹的这一主张更主要的是为了规谏统治者，是针对达官显贵的。”张建光说，这就好比现今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能说这没有必要吗？”　　

　　东快记者林鹏浩/文海峡文艺网高向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