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我开炮” ——寻找《英雄儿女》王成最初的原型(5图)

发布时间:2016-06-30 22:13 | 来源:北京日报 2014年07月01日 第17版 | 查看:4037次

▲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

   ▶蒋庆泉和《英雄儿女》中王成的扮演者刘世龙(左)。

 

  本报记者 董少东

  五十年前,电影《英雄儿女》上映,轰动全国。直至今日,它仍是我国抗美援朝电影中最知名、也最感人至深的一部。“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王成的呐喊,让人血脉贲张。一曲《英雄赞歌》,荡气回肠,传唱不息。

  诚如这首歌中的念白所言:“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王成的艺术形象,浓缩了无数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战士。最直接的原型,一个是喊出了“向我开炮”的步话机员于树昌,一个是抱着炸药包跳入敌阵的杨根思。

  而在于树昌之前,一个叫蒋庆泉的步话机员第一次喊出“向我开炮”。这个“王成”不太为人所知。在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只是辽宁锦州郊区的一个复员老兵、普通农民,默默无闻。

  因为曾经被俘的经历,他选择沉默,隐匿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也把自己的英雄壮举深埋心底。

  直到近年,蒋庆泉的事迹才被发掘出来,王成最初的原型得以还原。耄耋之年的老人,终于成了现实中的英雄。

  呼唤“王成”

  蒋庆泉的家在辽宁省锦州市松山新区大岭村。进村之后,记者给他打电话询问具体住址,他在电话中指引:“你顺着大路走到村部(村委会),我到门口接你。”

  大岭村很大,走了很远也没见到村委会,记者又向村里人打听。村民抬手一指:“那个大广告牌旁边就是村部,牌子上是蒋庆泉,老英雄。”

  渐行渐近,广告牌上的内容清晰起来:一位消瘦黝黑的老人,神情严肃、庄重地敬着军礼,旁边两行大字:“战斗英雄在大岭,向我开炮第一人!”

  蒋庆泉就站在牌子下,比广告牌上的形象小了两圈,同样地消瘦黝黑,腰背挺直,老远就向记者招手,迎了过来。

  这个广告牌是村里最明显的标志物,他给记者指路时却没有提起。他说:“那是村部立的,我把自己放那么高干啥?”

  牌子的广告语后面写着“大岭村宣”,刚刚竖立起来不久。蒋庆泉说,大岭村用他的形象为村子做宣传,他不好反对,“立就立吧。”但是这种张扬还是让他有些不好意思。

  近几年,蒋庆泉的事迹被不少媒体报道过,还上过电视,但半个多世纪的沉默似乎已成习惯,他不太适应这样大张旗鼓地把自己放在英雄的位置上。

  即便是他的家人,也是近几年才在外人的口中得知蒋庆泉是个英雄。

  最早猜测到蒋庆泉身份的是他的妻兄冯自元。那是2004年的一天,冯自元在电视上看到以老电影为题材的纪录片《电影传奇》,那一期刚好介绍《英雄儿女》。一位老嘉宾说,《英雄儿女》中的王成是有原型的,名叫蒋庆泉。

  冯自元当即找到蒋庆泉询问,蒋庆泉说:“没那事,天底下叫蒋庆泉的多了。”

  冯自元不甘心,给蒋庆泉的大儿子蒋利打了电话:“电视里说蒋庆泉是23军的,你爹不就是23军的吗,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蒋利在葫芦岛市当老师,只在节假日才回大岭村看望父亲。当时年近半百的蒋利对《英雄儿女》并不陌生,那是他儿时最喜爱的电影,看过无数遍,但从来没想过父亲与王成能有什么关联。

  他知道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是一名老兵。然而对于当兵时的故事,蒋庆泉从不愿多谈,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子女过问。

  在蒋利的记忆中,父亲主动提起打仗的事只有一次。那次,蒋庆泉从村里带回了一张泛黄的报纸,指着里面一篇描写志愿军攻打石岘洞北山的文章对儿子说:“这场仗爹打过。”往下却不细说了。

  挂了舅舅的电话,蒋利当晚就赶回锦州,向父亲提出了这个疑问。

  蒋庆泉沉默许久,说出了一句让蒋利觉得“没头没尾”的话:“喊了又怎么样,他们没有开炮啊!”随后,再不发一言。

  蒋利从父亲那里问不出个所以然,但已确定父亲一定有着一段特别的经历。回到葫芦岛的家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打开电脑,将“蒋庆泉”三个字输入网络搜索。

  一堆关于蒋庆泉的网页跳了出来。除了那些如蒋庆泉所说的“重名”,蒋利发现了数篇以寻找蒋庆泉为主题的文章,题目包括《关于王成原型》、《呼唤“王成”:你在哪里?》等。

  网上的帖子多数是转载的,已经看不出最初的出处,但保留了作者署名的,都是出自一位叫洪炉的老作家,他曾经是23军《战地报》的一名战地记者。这些文章明确指出,23军步话机员蒋庆泉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上喊出了“向我开炮”。洪炉曾为此写过报道。

  蒋利也在网上找到了那期《电影传奇》说出蒋庆泉名字的老嘉宾,正是洪炉。

  蒋利说,当时自己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平时沉默寡言、一副标准老实巴交农民形象的父亲,竟然就是抗美援朝电影中最著名的英雄王成。

  “他为什么不说呢?为什么不承认呢?”蒋利知道从父亲那里得不到答案,又联系不到正在苦苦寻找父亲的洪炉,于是,他在一个转发《呼唤“王成”》的论坛帖子下面,跟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并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和邮箱。

  在网络世界,这样一个信息犹如大漠中的一颗砂粒。整整4年,蒋利没有收到任何回馈。

  直到2008年9月,蒋利的手机接到了一个来自江苏宜兴的长途。

  来电者名叫陆洪坤,也是一个抗美援朝老兵,步话机员,而且正是当年在指挥所与蒋庆泉通话的上线。

  “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陆洪坤找到蒋利的电话十分偶然。

  在朝鲜战场上,蒋庆泉和陆洪坤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人都是通信连的步话机员。这个连是23军67师直属通信连,只有在战斗中,步话机员们才被分派到参战的营、连甚至排级单位,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呼叫、指挥炮兵进行定点轰击。

  陆洪坤的位置在201团指挥所,与前线的蒋庆泉通话。他亲耳听到了步话机中蒋庆泉嘶哑的喊叫:“向我的碉堡开炮。”

  在陆洪坤的记忆里,蒋庆泉最初呼叫的炮火攻击点是阵地前60米。起初,他们的通话是用暗语“撒花生米”,但很快,蒋庆泉就不管不顾地直接喊“开炮”了。他要求的炮击点越来越近,到阵地前10米时,陆洪坤不敢应答了:“太近了,你怎么办?”

  步话机中的蒋庆泉急得直接开骂:“别扯淡了,鬼子到我门口了,向我的碉堡开炮。”

  后来,步话机中又传来了蒋庆泉的报告:“炸到我了!”“共产党万岁!”直到步话机陷入彻底的沉寂。

  同是步话机员,又是平时要好的兄弟,陆洪坤相信蒋庆泉已经与敌人同归于尽了,既心碎又激动。战斗结束后不久,他和同时值班的战友谷德泰,把蒋庆泉的事迹向上级进行了汇报。

  当时的23军战地记者洪炉(当时笔名卢弘)很快听说此事,找到陆洪坤和谷德泰采访,写成了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行机(步话机)员蒋庆泉》。文中,他把“向我的碉堡开炮”简化成了“向我开炮”。

  然而,就在部队准备为蒋庆泉报功,并向军内外宣传其英雄行为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在与“联合国军”的板门店谈判中,我军被俘人员名单中出现了蒋庆泉的名字。

  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洪炉的这篇通讯也被压了下来,再没有发表。

  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宣传蒋庆泉实在是个迫不得已的决定。战俘名单中的蒋庆泉和“向我开炮”的蒋庆泉是不是同一个人还不能确定,而如果这两个就是同一个人,我们的英雄就已经成了战俘。按照当时美国率领的联合国军的政策,志愿军战俘很可能被送到台湾。蒋庆泉的英雄行为一旦公之于众,很可能被联合国军大做文章,势必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

  蒋庆泉自此音信全无,他的英雄壮举像洪炉压在箱底的那份手稿一样,不能公开。除了洪炉、陆洪坤等几个当事人,再没有人知晓蒋庆泉是位英雄。

  1953年7月,在另一场战役中,同属23军的218团通信连步话机员于树昌,同样喊出了“向我开炮”,并在战斗中牺牲。洪炉和战友田金波一起去采访,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文中以218团通信连一位排长孙绍钧的口吻,讲述了于树昌的事迹。据洪炉回忆,于树昌和蒋庆泉的事迹如出一辙,他负责撰写的部分几乎就是《顽强的声音》的翻版,只是人物的名字改成了于树昌。

  《向我开炮》一文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反响巨大,并收入了通讯作品集《志愿军一日》。

  这篇报道后来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看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经典的人物形象王成。

  实际上,《英雄儿女》改编自巴金的小说《团圆》,在原作中,王成只是一个过场式的人物,对其战斗画面的交待只有一句:“王成没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毛烽曾对洪炉说,表示自己在塑造“王成”的过程中,曾经“整整一个礼拜没有动笔写成一个字”,直到看到《向我开炮》的故事时,才明确了王成具体的英雄形象。

  洪炉当时并没有告诉他,最初的“王成”叫蒋庆泉。蒋庆泉也就成了洪炉心底一个解不开的结。

  上世纪90年代,洪炉曾尝试着寻找蒋庆泉的下落。但23军几经改编,很多队伍调入了其他部队,并没有留下抗美援朝时普通士兵的资料。洪炉也曾去询问过民政部门,还是没有收获。

  陆洪坤也同样惦记着蒋庆泉。赶上志愿军战友的聚会,他总会询问是否有人知道蒋庆泉。但通信连位置特殊,只在战斗时才到一线部队去,而且去向并不固定,本来熟识的人就不多,知道蒋庆泉的志愿军老兵寥寥无几,更别提与他保持联系了。

  直到2008年8月的一天,陆洪坤的孙女在家里上网,他对网络很好奇,就让孙女把爷爷的名字放在网上搜一下,看能找到什么。

  没想到,这一搜竟然找到了洪炉的文章《呼唤“王成”》,文中提到了陆洪坤和谷德泰的名字,希望找到两位老兵,还原那段被湮没的历史记忆。

  洪炉的文章是2000年的时候发表在《解放军报》、《北京晚报》等媒体上的,后来被网络论坛转载。八年过去,早已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但“陆洪坤”三个字还是被搜索到了,而且非常巧合的是,4年前,蒋利恰恰在这个页面上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通过蒋利,陆洪坤获得了蒋庆泉家的电话。电话打去,当听到老战友的声音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向你开炮的人找你来了!”

  蒋利回忆,父亲和老战友叙旧几乎是在对着电话“大喊”,就像他们当年握着步话机通话一样。电话中,陆洪坤叫父亲“小鬼”,父亲则叫陆洪坤“小胖子”,那是两位老人50多年前的外号,也是步话机中的代号。

  放下电话后,蒋庆泉“激动得浑身发抖”。这个20多年没出过远门的老人当即决定,让蒋利带着自己去看老战友。这年国庆假期,父子俩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赶到宜兴。

  蒋利终于听到父亲亲口讲出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

  大炮上刺刀

  1952年底,蒋庆泉所在的23军作为轮换部队入朝。起初是布置在东海岸圆山修筑工事,防止敌人登陆。在23军驻防点的东侧不远就是仁川——美军介入朝鲜战争后最著名的登陆点。

  12月底,23军到“三八”线接替38军防务。蒋庆泉回忆说:“跟我对口交代工作的那个步话机员一见面就说,我们是38军、万岁军!牛气啊!”蒋庆泉说,那时候我们部队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和38军比一比。

  23军同样是一支有着辉煌战史的部队。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全歼整编74师、淮海战役活捉杜聿明……蒋庆泉掰着指头一一列举,如数家珍。这些战役,有他参加过的,也有没参加过的,但军队的荣誉感就像基因一样在每个战士的血液里传递。

  23军进入阵地的时候,五次战役早已经打完,上甘岭战役也已经结束,朝鲜战争已进入尾声,双方在“三八”线附近进行拉锯战。

  蒋庆泉当时在67师,阵线上有个村子叫石岘洞。石岘洞几乎就跨在“三八”线上,村北有座不高的小山,通称石岘洞北山。正是在这片区域内,爆发了朝鲜战争后期著名的石岘洞北山战役,这也是23军入朝作战后最为惨烈的战斗。

  23军67师的对手,是美国陆军第7师。这是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南太平洋战区的一支王牌部队,有“滴漏器师”之称,意思是说它执行战斗任务像古代计时用的“滴漏器”一样准确无误。

  这是两支久经战阵的军队的较量,注定会是场惨烈的对决。

  其实,在石岘洞北山战役之前,67师和美军第7师已经在丁字山较量了一次。

  丁字山是志愿军阵地的一个突出部,像楔子一样插入了美军防线。美军第7师出动重兵,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强攻,却始终无法撼动仅仅一个排驻守的志愿军阵地,最终狼狈退去。

  67师取得了防守的胜利,却也深切体会到美军在装备和火力上的巨大优势。在此后的石岘洞北山战役中,迅速调整了战术。

  围绕着石岘洞北山,志愿军和美军共进行了四次争夺,蒋庆泉参加了前三次,而且都是冲到了最前线。那时,他调派到201团2营5连,跟随连队冲锋。

  “5连是201团的尖刀连,永远是主攻先锋。”蒋庆泉说,“每次冲锋前,连长先交代‘我死了,谁谁接替指挥’。连长敢去死,哪个战士不拼命?”

  志愿军的攻击都是在晚上发动,以躲避美军强大的炮火优势。而且,对石岘洞北山的攻击是以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攻而不守。那里不像上甘岭有着险要地形和坚固的坑道,单凭步兵本就无可防守。

  5连趁着夜色进入预定位置,然后由蒋庆泉为炮兵指示轰炸目标,进行炮火准备。随后,步兵冲锋,消灭驻守之敌,蒋庆泉指示炮火延伸,追着轰击敌兵逃路。回撤前,蒋庆泉还要再指示炮兵对反攻的敌人再来一次或几次轰击。

  值得一提的是,通过一线步话机员为炮兵做指引的战术,其实应该算志愿军从美军那里学来的。在二战期间,美军就将这种战术发挥到了极致,他们的前线步话机员(美军称“前进观察员”)能够直接调动指挥后方的炮群乃至军舰舰炮。吴宇森在好莱坞导演的《风语者》,讲述的就是一群印第安裔美军步话机员的故事。

  在23军入朝前,普通战士蒋庆泉才被抽调到67师通讯连,和几十名战友一起突击学习了步话机操作。他还记得那时候部队的步话机型号也不统一,有我国自己产的“五一式”,也有前苏联造的,型号记不清了,战士们都借着谐音称它“王二埋汰”,而他使用的是缴获美军的BC300型。每台步话机有正副两个步话机员。

  蒋庆泉回忆,第一次战斗非常顺利,5连死伤了十几个人,就歼灭了上百敌人。第二次,敌人也转过味儿来,火炮打我们的冲锋线路非常准确。5连连长就牺牲在这次战斗中。不过,5连还是冲上了阵地,并且顺利撤回。

  在回撤的路上,蒋庆泉和副手王福臣意外遭遇了两个美国兵。由于是凌晨,双方遭遇时已经近在咫尺。步话机员没有武器,美国兵也来不及开枪,挺着卡宾枪上的刺刀就扎向了蒋庆泉的肚子。

  幸而时值严冬,蒋庆泉穿着厚厚的棉服,这一刀并没有造成致命伤害,双方倒地纠缠在一起。蒋庆泉身材瘦小,又背着沉重的步话机,根本不是人高马大的美国兵的对手。情急之中,他一口咬在了美国兵的肩上。

  剧痛之下,美国兵松开了掐在蒋庆泉脖子上的手,枪也扔了,顺着山坡一路连滚带爬地跑了。另一个美国兵没等交手,转头就跑。王福臣追了两步没追上,转头回来,蒋庆泉捂着肚子的手上已经鲜血迸流。

  蒋庆泉负了伤,缴获步枪一支,得了个三等功。“我是通信连第一个凭缴获立功的,这个伤值了!”回想起那一幕,蒋庆泉笑呵呵地说。

  也因为这次负伤,让蒋庆泉差点错过了第三次石岘洞北山战斗。那是他负伤半个多月后,原本替换他到2营的步话机员临时调动,班长谷德泰看到蒋庆泉,就问了一句:“小鬼,你的伤怎么样了?”

 

陆洪坤(左)、洪炉(中)和蒋庆泉聚在一起。

 蒋庆泉(右)和自己的老首长黄浩。黄浩解开了他的心结。

蒋庆泉的退伍证。

  本报记者 董少东

  “好得差不多了,不碍事。”蒋庆泉拍拍肚子。于是,他跟着2营长到了5连。

  第三次石岘洞北山战斗在1953年4月26日发起,同样是天黑后,5连摸黑进入了冲锋阵地。但种种异样让蒋庆泉意识到,这次的攻击不同寻常。

  担任主攻的5连这次编成了加强连,总共150人左右。蒋庆泉、王福臣跟着营长紧随其后。营长亲自指挥冲锋,前所未有。最让他惊讶的是,炮兵部队也上来了,阵地就在石岘洞北山1公里左右。这是一个大炮直瞄平射的距离,也会使自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炮火攻击范围之内。

  “好家伙,大炮上刺刀啊!”蒋庆泉咕哝了一句。

  事后,蒋庆泉才了解到,这一次他们不但要攻上山,而且要固守住阵地,把石岘洞北山完全夺下来。那时候,板门店谈判已经进行到了末期,能否占领石岘洞北山,将决定最后的停火线是凸出去一块还是凹进来一块,意义非比寻常。

  晚上8时,战斗打响。身后不远的炮群震天动地地嘶吼着,爆炸的火光让夜空亮如白昼。

  “向我的碉堡开炮”

  炮火准备之后,5连发起了冲锋。敌人的炮弹像冰雹一样紧随而来,山顶上的轻重机枪喷着火舌,曳光弹划出一道道亮线,在山体上织成了网。

  5连还是冲了上去。

  蒋庆泉说,他不知道5连的战士们是怎么冲上去的。他跟着营长到达山顶阵地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刚刚地动山摇的天地间一下子安静下来,黑暗再次笼罩了一切,只有被炮火引燃的零星枯木还在烧着,显示着刚刚进行过的惨烈战斗。

  150人的加强连只剩不到20人,蒋庆泉的副手王福臣也牺牲在冲锋之中。

  营长查看了一下阵地,清点了人数,对蒋庆泉说:“你留在这里,坚守待援。”随后,转身走了。

  因为这句话,蒋庆泉对这位营长耿耿于怀几十年:“就剩这么点儿人,怎么坚守?他怎么能走呢?他说的支援呢?”

  但当时蒋庆泉没顾得上想这些,他没有任何犹豫地执行了命令。

  步话机员的行动原则是必须与阵地指挥员在一起。蒋庆泉向战士们询问:“连长是哪个?”回答说:“牺牲了。”“排长呢?”“在那边。”一个战士指了指碉堡,重伤员都集中在那里。

  蒋庆泉走过去,才发现那位排长也刚刚断了气。“谁是党员?”蒋庆泉喊了一声。“我是。”一个重伤在身的战士答应。

  蒋庆泉也是党员,在所有的干部牺牲后,他这个唯一没有负伤的党员成了阵地的指挥员。

  蒋庆泉指挥战士们在战壕中找好位置,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

  23时,敌人的反扑开始了,炮火再次笼罩了石岘洞北山。

  “美军那炮打得……唉,那时咱们真是比不了。”蒋庆泉说。

  朝鲜战争在西方军事研究者的眼中,历来被看做“火炮战争”,双方都极为倚重并充分发挥了火炮的作用,美军的装备优势显露无遗。这是一场不对等的“火炮战争”。

  志愿军炮火准备5分钟、10分钟常见,美军上来就能打上半个小时,而且全是饱和攻击,炮弹的炸响连成一片,仿佛从头至尾就是一声“轰——”以至于蒋庆泉说,他回忆被美军炮轰的画面很奇怪,就像一部无声电影,到处都是光点闪烁,就是没有爆炸声。

  在双方交替争夺的几个月里,整个石岘洞北山已经被炮火犁了不知多少遍,所谓的战壕早已经被炸平或填平,战士们的掩体就是一个个炮坑,借以躲过横飞的弹片。或者就把敌人乃至战友的尸体堆成垛,趴在上面射击。

  那个碉堡是阵地上最“安全”的角落,战士们将它留给了几位重伤员和蒋庆泉的步话机。

  蒋庆泉一直在对着步话机呼叫着炮火。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敌人眼看要冲上阵地,他抄起枪往外冲,却被身旁的伤员抱住了腿,一下子扑倒在地。那位战士告诉他:“有你在才有我们,快叫大炮打呀!”

  石岘洞北山各处位置、敌人运动的通道等等早已标定,蒋庆泉向炮兵报告着射击目标。炮弹像长了眼睛,四处开花,敌人一次次的进攻被打退了。

  到27日晚,负责接应的4连上来了。在敌人不间断的炮火覆盖下,他们付出了比5连更惨重的代价。到达阵地的只有4连长和几个战士。4连长找到蒋庆泉,告诉他说:“我还要到别的阵地上去,你们再坚持一下,6连很快就上来。”

  4连长走了,6连却始终没有上来。石岘洞北山上能够继续战斗的战士不到10个人了。

  28日,美军的攻击更加凶猛,蒋庆泉呼叫来的炮火并没能完全压制住他们的进攻。美军的步兵已经逼近到可以看清对方眉眼的距离。

  “就看着战友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接一个。”蒋庆泉说,那个拦着他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守在碉堡口,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

  仅存的几位战士也退到了碉堡之内,出入口被敌人密集的近射火力封死了,战士们露不了头,一个接一个地往外甩着手榴弹。

  蒋庆泉仍在呼喊着炮火:“10米,开炮,不要管我!”

  “向我的碉堡开炮!”

  然而,这一次,炮火并没有像他要求那样到来。倒是美军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命中了碉堡,步话机被炸坏了。紧接着一颗瓦斯弹扔了进来,瞬间白烟滚滚,蒋庆泉昏了过去。

  “为什么不开炮?”这成了蒋庆泉此后五十多年无法释怀的一个心结。

  蒋庆泉叙述到这个情节的时候,记者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那时开炮了,您在碉堡中,是不是也可能炸不到?”

  对一个被埋没多年的老英雄来说,这个问题明显带有怀疑色彩。在确定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呼叫炮火轰击,和主动要求与敌同归于尽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记者也犹豫很久寻找措辞,但问出的问题还是非常直白,很担心蒋庆泉会觉得被冒犯。

  蒋庆泉愣了一下,说:“这我还真不知道。那时候打急眼了,管什么死活?从那天上了阵地,我就没想能活着下去。”

  随后,他又想了想,很明显不是在考虑他的回答会不会影响到英雄的成色,而是很认真地在思考记者的问题:“恐怕还是能炸死我。那个碉堡是个小山洞改的,被炸了好多次,好多地方都已经炸透了,就用石头堵着。要不是有步话机挡着,美军的那个火箭弹就炸死我了。”

  “死是我的光荣。”蒋庆泉说。

  战俘营的三个月

  蒋庆泉被脑门和后背传来的剧痛疼醒了。他发现自己被人拽着双脚往山下拖,是美军!挣扎了一下,随即招来凶狠的一击,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蒋庆泉已经被扔在了一辆卡车上。自己的脑门不知何时被弹片击中了,鲜血糊了一脸。肚子上的伤口也迸开了,撕心裂肺地疼着。

  蒋庆泉被俘了。一同被俘的有十来个人,不单来自他们坚守的石岘洞北山主峰,还有邻近的阵地。蒋庆泉被单独提了出来。

  “可能他们觉得我是个干部吧。”蒋庆泉推测。那时候,志愿军战士基本都是光头,以方便在受伤时包扎,只有机关干部留着头发。步话机员也“享受”了这个待遇。他的肩头还贴着步话机的半截皮带,已经烧焦了,看上去像文件包或者短枪的皮带。

  被俘后,因为重伤,他被送到汉城(今首尔)的医院,美国医生对他进行了治疗。

  “美国的大夫治好了我的伤,护士照顾我吃喝拉撒也尽心尽责,一点不嫌埋汰。我就觉得啊,哪里都有好人。”蒋庆泉说,“那些天吃得也好,面包牛奶鸡蛋,有时还给冰激凌。”

  一天,一个中国翻译陪着一个美国传教士来到病床前,先是问蒋庆泉:“联军待你怎么样?”蒋庆泉也老实不客气地说:“不错啊,天天这样就好了。”

  翻译随后告诉蒋庆泉,按照联军的政策,他有三条路可选,去日本,去台湾,回大陆。翻译建议他去日本,那里可以给他学习的机会,将来能找到好工作。

  蒋庆泉说他要回大陆,翻译威胁他:“共产党最痛恨俘虏,回去会被枪毙。”

  “就是剐了我,我也得回家!”蒋庆泉说他当时这样回应对方。

  和其他坚持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一样,他随即也遭到了要在胳膊上刺下“反苏反共”字样的威胁,以强行令其就范。

  “我就把胳膊一伸,说,要刺可以,这两条胳膊你砍去,你随便刺!”

  字最终没有刺成,蒋庆泉随即被剥夺了所有优待条件,送往釜山战俘营。那里全是坚决要求回国的“死硬分子”,一些战友的胳膊上真的被刺上了字,他们就用石块生生把那块皮肤磨烂。

  1953年8月的一天,蒋庆泉和部分坚持回国的战友突然被带出战俘营,押上了一艘登陆舰,被关进了铁笼。他们一度以为自己要被处决。

  实际上,朝鲜战争已经宣告结束,中朝军队和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

  蒋庆泉回忆,在交换战俘的现场,大伙儿像“炸了锅一样地哭”,祖国的同志过来了,递给每个战士一盒大中华烟。他把上身的囚衣和鞋子都脱下来,狠狠地扔到了地上。

  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归国战俘被送到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在管理处的一年时间里,蒋庆泉与另外15名战士分在同一个班。在他的印象中,每天的生活就是学习政策、写材料,说清自己被俘后的所有经历。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战俘是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无论有什么样的原因,被俘也几乎会被看做一名战士的“污点”。

  即便是蒋庆泉本人,也为曾经被俘而深感羞愧。唯一能够让他感到宽慰的是,部队恢复了他的党籍和军籍。“就算在战俘营里,我的党龄和军龄也一天都没少。部队相信我没有叛变。”蒋庆泉说。

  一年后,蒋庆泉复员。从锦州到大岭村不到十公里的路程,他徒步往回走,一直磨蹭到天黑才进了村子,回到了早已空无一人的老屋。

  “我那时候觉得没脸见人。”蒋庆泉说,“别人复员回来都是英雄,我呢?战俘!憋屈啊!”

  半个多世纪,蒋庆泉被“战俘”两个字压得抬不起头来。他选择沉默,隐匿起这份负累,也隐匿起自己的英勇,甚至从军的经历。连老伴和儿女都不知道他去过朝鲜战场。“文革”爆发后,这种隐匿多了自我保护的成分:“那么多战功赫赫的将军都被打倒了,更何况我这个‘战俘’。”他也的确平安度过了“文革”。

  蒋庆泉成了大岭村最不起眼的普通农民。村里人知道他当过兵,却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务农的日子里,村里一些复员回乡的老兵常聚在一起聊当年的战斗。有人套蒋庆泉的话,他就说:“我没打过多少仗,就会唱歌。”他唱的都是战士间流传的小调:“笑嘻嘻,乐洋洋,都说济南府打得真漂亮,守城的蒋匪全交枪,十万人马都打光……”村民们听着新鲜,话题掩了过去。

  上世纪60年代,《英雄儿女》上映,大岭村也来了放映队。蒋庆泉带着儿女去看,看到王成“向我开炮”的段落,他仿佛看到了自己。

  蒋庆泉说,那天晚上,他大哭了一场。看看坐在旁边的老伴,补充了一句:“她和闺女儿子都不知道,我用被子捂着头,一点儿声都没出。”

  说这话时的老人,神态居然有几分顽皮得意。那份压抑哭声的“憋屈”,在半个世纪后被老人当成了一个轻松的谈资。

  重活一回人

  2008年,蒋庆泉到江苏宜兴找到陆洪坤,他终于可以问出那个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问题:“为什么不开炮?”

  陆洪坤给出的解释是,当时炮兵没有炮弹了。蒋庆泉起初并不能接受:“仗打得那么激烈,怎么能没炮弹呢?一发就够啊!”

  从江苏回来,蒋庆泉嘱咐儿子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2009年,他让儿子带自己去了一趟丹东。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石岘洞北山战斗展台,蒋庆泉看到只有一幅炮兵阵地的照片,老人突然犯了倔脾气,一定要把照片撕下来。蒋利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他架了出去。

  蒋庆泉心里的那场战争还没有停止。

  直到2010年,蒋利的电子邮箱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者是一位叫山旭的记者。时值抗美援朝60周年,山旭正在准备相关的报道,非常偶然地找到了蒋利六年前留下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已经是空号,他只能用电子邮箱碰碰运气。

  当天晚上,山旭得到了蒋利的回复。此前,山旭已经辗转联系到了洪炉,听他讲述过寻找蒋庆泉的故事。山旭马上赶到洪炉家,告诉他:“蒋庆泉找到了!”

  洪炉和蒋庆泉虽然都是23军老兵,却并不相识。两位老人的人生交集已经半个多世纪,却从未谋面。

  两天后,山旭开车带着洪炉来到大岭村,两位老人长谈了近10个小时。

  山旭的报道在不久后发表,各路媒体随后跟进,蒋庆泉以英雄的形象重回社会视野。

  蒋庆泉心里纠葛了半个多世纪的结也解开了。在媒体的帮助下,他前往南京,见到了当年的201团副团长、后来曾任23军军长的黄浩。

  黄浩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个兵。在2003年出版的回忆录《烽火忆当年》中,黄浩忆及石岘洞北山战役,写道:“于树昌与蒋庆泉的事迹相同,被宣传出去了。而最早被发现的英雄蒋庆泉,却被埋没了。连他的名字都被忘记了,我为此深感遗憾。”

  对蒋庆泉一直不能释怀的“为什么不开炮”,黄浩告诉他,确实是炮弹供应出了问题。当时战斗已经进行了两天,弹药消耗惊人,志愿军根本打不起和美军的长时间炮战。

  蒋庆泉追问后续的支援,为什么4连上去之后,6连没有跟上?黄浩说:“是我让6连撤下来的。6连当时打得只剩5个人了。为了支援你们,牺牲了5个连长。”

  至此,蒋庆泉的心结完全解开了。他曾经深恨自己没能死于战场,那是因为英雄的身份被“战俘”完全遮蔽。他终于将这一切释怀,因为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活着是最大的幸福。

  也是在2010年,在洪炉的邀请下,蒋庆泉第一次参加了志愿军老兵的纪念聚会。那次聚会,蒋庆泉记下了让他感动不已的一幕。

  当主持人在台上讲出蒋庆泉的故事时,台下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执意要起身上台。那是当年志愿军的一位兵团级首长。身旁的两位助手阻拦,结果90多岁的老将军说:“就是死,我也要上去。”

  老将军被搀扶上台。他颤颤巍巍地握住蒋庆泉的手,然后把自己胸前印有“和平万岁”的纪念章摘下来,交到了蒋庆泉手中。“你是真的英雄!”老将军说。

  提起这一幕,蒋庆泉的声音带着颤抖:“这一天来得不晚,让我重活一回人,在人前当个光明磊落的人。”

  英雄得到确认,蒋庆泉并没有抱怨五十多年的“憋屈”。他告诉记者:“我是军人,是党员,不能忘本。”

  蒋庆泉的军旅生涯,其实是从国民党军队里开始的。1948年春节刚过,为了能吃上饭,20岁的蒋庆泉跟着堂兄蒋庆云加入了国民党部队。后来,辽沈战役打响,他们随着大部队坐船向南溃败,一路逃到长江边。

  看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庆泉开了小差,准备逃回老家。几天后,他看见一队解放军在烧火做饭。饿极了的蒋庆泉喊了一句,“老总赏碗饭吃吧。”结果一个首长模样的人挥着手招呼他,“过来过来,吃饭管够!”

  蒋庆泉就这样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给他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候部队里“吃饭、洗脚都是任务”,每天必须完成。他自幼失去双亲,是爷爷奶奶拉扯大的。在他的印象里,只有最亲的人才会提醒他吃饭,要求他每天洗脚。

  “那时候国民党军什么样?我的那个连长,从东北一路逃一路捞,每到一地还要找个小老婆。”

  蒋庆泉没上过学,大字不识,参加了解放军,部队在战斗间隙教他读书写字。现在他能结合自己的经历写古体诗,还能认得不少拉丁字母,全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他在解放军中立过功,入了党。“我的一切都是部队给的。”蒋庆泉说。

  1990年,蒋庆泉的事迹还不为人所知,堂兄蒋庆云从台湾回乡探亲,给他带了一个金戒指和一套西装。看到他有些寒酸清苦的生活,蒋庆云说:“当年你逃跑我要是拦着就好了。”

  蒋庆泉却说他不后悔,儿女孝顺,衣食无忧,这样的日子挺好。“其实我哥在台湾也不是有钱人,他的日子比我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

  蒋庆泉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他现在每个月有900元的补助,“在农村够生活了。”民政部门为他办理了医保,看病基本不用花钱。因为在战争年代受过损伤,他有一只眼睛一直看不清东西。前两年病情严重,几近失明。锦州最好的医院为他免费手术,彻底治好了眼疾。

  英雄的身份公开后,蒋庆泉成了知名人物,经常有部队、政府机关、民间组织邀请他去各地作报告。在给记者展示照片的时候,他津津乐道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比讲起自己的战斗故事要绘声绘色得多。

  蒋庆泉说,有机会他真想去趟美国,想见见那个扎了他一刀、被他咬了一口的美国兵,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我就想告诉他,大家都是朋友了,再也不要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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