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后重回浙大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接受钱报独家专访

　　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发自贵阳

　　强哥，回来了。

　　新学期，浙大的学生们，都在关注这件事。

　　2月27日晚上，郑强出现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他给老师们作了一场报告，内容主要是关于如何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以及如何做好浙大相关工作。从在场人员发的朋友圈看，他的演讲，很精彩，笑声、掌声不断。

　　2月28日上午，他匆匆赶回贵州大学。在一号行政楼，和贵大党委书记陈坚商量一小时工作后，应约见了我。

　　此时，距离教育部党组任命郑强为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已过去一个月零六天。

　　1月22日，浙江大学官方发布任命文件。很快，这条消息，转发量就达到了10万＋。

　　坐在记者面前的郑强，头发灰白。

　　和前一晚在浙大现身时的装扮一样，浅蓝色竖条纹衬衣，略微显大。他把衬衫掖进西裤，显得精神。知道我等在会客厅，他急速推门而入，带进来一阵风。

　　不给你寒暄的时间，落座，随即说，“这件事吧，我们可以聊聊。”

　　这件事，指的是他履新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即将离任贵州大学校长。

　　2012年，郑强从浙江大学调任贵州大学校长。四年中，他的新闻不断。他被网友称为“最牛校长”、被评为“最受大学生喜爱的校长”。有人认为他勇于改革，也有人觉得他博人眼球。

　　围绕他为什么来贵大，这几年他又做了些啥，郑强逻辑清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地娓娓道来。激动处，手舞足蹈；愤慨时，也会爆几句粗口。有人说，郑强在任何场合都喜欢“演讲”。其实，他只是说话有感染人的特质。或许，这便是一种天赋。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会说，“先听我说完，然后再问。”

　　虽然已经正式被任命为浙大党委副书记，但贵州大学的校长，目前还是郑强。

　　他现在的状况，是工作两边做。至于什么时候能完全回归浙大，郑强说，要看组织安排，但希望快一点。

　　他的上一个工作岗位，也是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2012年6月1日，带着“浙大学生最喜爱的老师”称号和媒体封的“愤青教授”标签，他来到贵州大学。由此，郑强的职业生涯进入西部时间。

　　今年57岁的郑强生于重庆。1978年，18岁的郑强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

　　1982年大学毕业时，班里优秀的同学有的留校，有的考上了研究生，郑强被分配到化工部某化工研究院。“单位在四川的一个山沟沟里，很偏僻。”

　　1985年，郑强考入成都科技大学（现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系硕士研究生，后留校任教。1990年考上我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徐僖院士博士研究生。1992年被选派为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到日本京都大学留学。

　　1995年，从日本回国后，郑强作为引进人才回母校浙江大学任教。学校分给他一个60平方米的房子，隔壁住的正是自己大学本科时的同学，同学已经成为博导，而郑强只是个讲师。

　　贵州大学的学生，用年轻人特有的方式表达对郑强的喜爱，“校长表情包”广泛流传。

　　有时候，他开会的表情、发言稿里某句有趣的话，都会被脑洞大开的同学制作成表情包图片。实际上，在浙大的时候，他就有着“高人气”。学生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强哥”，以表达对他的喜爱。

　　2012年在浙大的最后一天，郑强给高分子系学生上了“最后一课”。那堂课上，学生为他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一本电子相册，是郑强从小到大的照片，学生们花了一周时间秘密搜罗来的。郑强眼睛瞪得老大：“哇呀！你们哪里搞来的？”

　　他用高八度的声音说：“我经常会回来的。”头一扭又轻叹，“哎，其实是经常回不来的。”

　　现场，哽咽一片。

　　四年之后，强哥真的回来了。 

　　1 报恩

　　“我是对口支援过来的，完全出于自愿。”这是郑强的开场白，“至于很多人匪夷所思的，为什么要从浙江跑到贵州来，很简单，就是为了报恩。”

　　“报恩”两个字，郑强说的时候，加重了声音。

　　为了报三个恩。第一是为浙江大学报恩。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当年9月起，校长竺可桢率浙大700多名师生，一路辗转，从东南走到西南，途经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后于1940年初，抵达黔北遵义湄潭办学。

　　“此后七年，贵州人民收留并养育了颠沛流离的浙大师生。”郑强说，“正是在贵州大地培育出了浙大‘东方剑桥’的美誉，这个恩，要报！”

　　“此外，我还要报两位老师的恩。”他说，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他最多指导、最大帮助的两位恩师——四川大学的徐僖院士和北京大学冯新德院士都曾在贵州湄潭读书。

　　“我在浙大本来就干得好，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副书记，我的血液中流淌着浙大求是的血液，加上我前面讲的两位恩师对我的培养。我也觉得到贵州大学体现了浙大人的责任和担当。”

　　因为这份担当，2012年6月1日，贵州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郑强来到贵州大学担任校长。

　　其实，他与贵州这片土地的缘分，早就在血脉里生长出来。

　　他父亲当年随解放军杨勇、苏振华兵团进军西南时曾在贵州战斗，母亲也曾在贵州学习和生活过。

　　跨越了大半个中国，1675.4公里，他从杭州来到贵阳，从一所全国一流著名高校到了一所地方高校。

　　他说，刚开始，是一种走入陌生天地的欣喜，浑身都充满干劲。“一个贵州省，在欧洲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面积了。把这样一个地方的大学搞好了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吗？”

　　他在办公室里，住了八个月。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来不及吃饭，肠胃不好，拉肚子一天七八次，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

　　助理透露，这些年，给教职工订的体检套餐，校长都没去过，“真的没时间去”。

　　他的办公桌上，如今仍散着些消炎药，收纳柜里，还有一塑料箱瓶瓶罐罐的各式药丸。

郑强的贵州四年，压力与理想交织。他说——

支援西部，只有一个郑强不够

　　穿着棕色皮鞋的脚跺了一下地面，整个人突然蹦到了沙发后面的窗口，指着外面的树林，“这片林子美丽吧？这个中心广场明亮吧？”

　　这是3月初的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的会客室。风从纱窗里透过来，很是有些凉意，天上积压着阴阴沉沉的云，木樨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匍匐着向前生长，憨憨地伸出一蓬蓬绿来。57岁的郑强在说“理想”。

　　他的确是个理想主义者。

　　2 孤独

　　印象中，贵州大学就是校歌里的模样，“溪山如黛，常沐春风，学府起黔中”。推开窗，就能见到山，无边无际的绿色，常闻百鸟啁啾，书卷味流淌。

　　学校对面是花溪国家湿地公园，满目苍翠，夏天荷叶满田，秋天芦苇轻摇。

　　但刚到学校的郑强，傻了眼，学校的核心区杂乱无章，树木歪七扭八地长着，道路破损严重。一下雨，行走都困难。颇有历史的大礼堂外墙也因长年失修显得破旧。完全失去了“核心功能”。

　　“以前这里是走不了人的，树木倒下来，青苔满地，地如沼泽，铁围栏锈迹斑斑。”

　　他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到了这些树木。为了在树林里铺上道路，供人行走，必须移植一些树，进行彻底整修。

　　之前有媒体报道说：当时学校有人反对，还举了牌子（抗议），说那些“参天古树”代表贵大魂。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动画片《熊出没》里爱砍树的“光头强”，郑强也落下一个“光头强”的绰号。

　　“并不存在砍树事件。给树木进行修枝，被个别老师认为是砍树，其实只是将一些杂树移栽到新校区。凡是移树必须要修枝，不修枝就活不了。”主管该项工程的贵大后勤处负责人说，“这项工作是事先报政府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的。”

　　这位负责人说，所谓广大师生游行抗议的说法并不属实，“光头强”也是媒体的杜撰。

　　绿化整治后，这片核心区成为了贵大师生活动的主要场所。只要天气晴朗，长凳上便座无虚席。不少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也喜欢来这里。

　　但是，似乎从所谓的“砍树事件”开始，郑强倡导的每一项改革都不顺畅。

　　维修校园，颇有争议；购买校车，被人质疑；制定章程，有人反对。前两年，他说自己很孤独，似乎做什么都不能被理解。

　　不过，他依然顶住了重重压力，强力推进改革发展——修校园，买校车，对教师进行考核，狠抓教风学风考风，推行通识教育，引进高端人才，倡导学术强校，启动新校区建设……

　　一位退休教师把这理解为“专制”，“这个大学，就差姓郑了。”

　　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教授说，郑强就是这种性格，遇事讲原则，不讲情面。“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时间久了，习惯了，他就是一个率直的人。”

　　3 两面

　　有人说，郑强只会吹牛；有人说，他说得多，做得少；还有人说，他习惯了在镁光灯下听掌声，把生活也当舞台了。

　　他听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但是依然愿意开口。有一说一，遇到看不惯的，会当面指出来。

　　作为一个地道的重庆人，这直来直往的性格或许与生俱来。

　　很多人眼里，他高调，还有些张扬。但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大四学生刘正玮认为，“一枚硬币都有两面”，正因为这种性格才让他们的“强哥”有勇气，有魄力。

　　2012年，郑强花了三个月时间，通过走访考察学校部门和学院，启动了贵州大学行动计划，提出尽快启动建设贵州大学新校区。在省委书记到学校视察时，他跟上省委书记的车把计划书递了上去。很快，贵大拿到了40个亿，新校区建设启动。

　　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十分理解郑强的风风火火，“人无完人，郑强校长有时候做事急一些，说话直一些，我觉得都是正常的。但郑强校长的确是非常优秀的校长，对贵州大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人认为郑强校长是愤青。而我认为郑强校长是在舆论场上发出教育的好声音。”陈鸣明说，“郑强校长极大地提高了贵州和贵州大学的知名度、美誉度。”

　　“我的愤青是大胆对不正确的东西说不！就好像做实验，见不得差错。”郑强说，理工科的人实验做多了，性格就成了这样。

　　所谓人红是非多，人一旦被关注了，每句话都容易被放大，被曲解。

　　“我受的伤害，比那些不说话的人，多多了，但是难道因为这样，我就不说话了吗？在有些方面，我必须坚持，这是为了维护教育的根本。”说这话的时候，郑强语气强势，眼睛因为表情用力显得更大了。

　　为了教育，他仍坚持发声，还鼓励学生应该大胆表达自己，“一个学校如果教育孩子千篇一律，都这样稳重、低沉，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独特的见解，那中国的教育就是失败的。”

　　因为他，贵州大学开始被更多人知道。采访中，所有的人都认为：“郑强成了贵州大学的名片，他让贵州大学的名字响亮了。”

　　2016年12月23日，贵州大学在人民网发布的《2015-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中综合指标位列第19位。

郑强走到哪里，都是明星人物，受到学生、媒体追捧

　　4 责任

　　实际上，郑强不仅成了贵大的代言人，也是整个西部地区高校的扩音器。

　　他常说，如果西部贫穷地区的孩子没有梦的话，中国梦就不是完整的梦。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郑强在全国人大会上多次提交议案，希望国家对中西部教育给予支持。从浙江大学到贵州大学的角色转换，让他感触最深的是“根本没法比”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获得的财政支持。

　　郑强希望自己的声音能给西部高等教育的同仁打点“兴奋剂”，“我们必须为中西部高等教育向国家呐喊。”

　　2013年3月，郑强在全国两会上发言说，“现在西部人才的流失对我们这些校长教授来讲，就像心里流血一样痛。那些好大学‘营养过剩’，而穷的大学严重‘营养不良’。”

　　2016年的两会上，郑强再提西部教育，“我们国家的重点高校大部分都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份居然没有一所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

　　当年4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14个省份各重点支持建设一所高校。这14个省份包括贵州等13个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对此，陈鸣明认为“郑强校长功不可没”。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好教授、科学家到贵州去工作。”郑强抿了抿嘴，语速突然慢下来，“千难万苦我一个人吞了，遇到困难和挫折很正常，贵州还是对我很好的，西部是欢迎发达地区的人来的。”

　　这是他一直强调的，希望有千万个郑强走到西部来。“这也是我回去的责任，动员更多的老师学生来西部做贡献。”

　　5 不舍

　　在《贵州大学报》的新闻检索中，与郑强校长有关的新闻有23页，共有378次。

　　就像郑强自己说的，40个亿的新校区拔地而起，不是靠说，是靠干。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的人说“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凡事亲力亲为。”

　　新校区的总体建设风格和建筑色调是郑强亲自定的。每隔一两天，他就要去新校区看看，事事过问，全心投入。

　　“以前学生宿舍取名，多为编号，如‘一号宿舍楼’。而校长创建了让大一学生接受通识教育的‘阳明学院’，又从‘阳明心学’中得到启发，为新建的宿舍创题以‘心’为关键字的楼名，如‘启心居’、‘睿心居’等，得到学生们喜爱。”贵大学生管理部门的老师说。

　　除了学校的硬件建设，学风考风等软件建设，也是他亲自“盯”出来的。贵州大学人文学院大四学生刘向宇偶尔能在图书馆遇到郑强，“他会来看我们晚自习的情况，还会巡视考场。”

　　这又是四年前刚来时，让郑强“气炸”的点，“学校对教师8年没有考核，有的教授一年一篇论文都没写，下去巡考，发现主考老师在上面玩手机，学生在下面翻书。”

　　郑强心目中的大学，应该有水有山有森林，浙大有“启真湖”，他在贵大新校区也辟了一湾“阅湖”。

　　从老校区到新校区，需要爬好几个坡，走半小时。郑强来了后，有了交通车，现在只要6分钟，方便多了。

　　“强哥做的，都实实在在看得见。”贵大的学生，都这么说。

　　回浙大的任命通知出来不久，就有教师和学生联名给贵州省里写信希望挽留郑强。

　　“听他演讲，就像明星见面会，全场沸腾，同学们都在底下欢呼。”刘正玮直言不讳对“强哥”的喜欢。

　　刘正玮是个摄影爱好者，他的相机里，留下了很多“强哥”在校园中的身影。“很多同学，会因为校长的出席而跑去参加某个活动。”

　　刘正玮们，把强哥当精神偶像，“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2013年，在贵州省委礼堂一次演讲，3个多小时，现场响起128次掌声；2015年，郑强在云南中医学院演讲，四个小时，现场响起掌声200次……

　　“强哥，必须是好校长啊，”刘正玮舍不得郑强离开，“因为他对学校的贡献，对学生的热爱，大家都看得到。”

　　学生们遇到了困惑，都可以直接去办公室找他，甚至，有很多想不开的孩子，从外地跑来。郑强来者不拒，一个个耐心解决。

　　因为强哥，贵大学生有了归属感。

　　“无所谓外界的争议，我还是看重口碑。既然，贵大师生认可我郑强、贵州人民认可我郑强，我就真的满足了！”

　　郑强的校长办公室里，有他的一个小休息室，放下一张单人床尤觉拥挤。地上放着熬中药的小罐子和电磁炉。由于刚来时没安排好住处，他在这小屋里住了近八个月。

　　那时候，每天能窝在小床上，合个眼，对他来说，已经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一睁眼，又要为了学校奔走。

　　基本上，每天，郑强都要工作16个小时，晚上两三点才能入睡。

　　由于工作忙，换的衣物不可能及时天天洗，只能积攒了十多件后一起洗，“一洗就洗到半夜两三点。很多衣服的领子都是破的。因为不太会洗衣服，领口我都用刷子使劲刷。”他自嘲。

　　我在贵州经历的

　　是许多校长都没经历过的锻炼

　　记者：您在贵州的四年，是怎样度过的？

　　郑强：很辛苦，只能拼命干。为什么这两年我头发都白了？睡得少啊，每天平均工作16个小时，以办公室为家。应该说，我在这里经历的东西，是全国许多大学校长都没有经历过的磨难和锻炼。

　　记者：这几年，您在贵州进行了很多改革，有想过得罪太多人了吗？

　　郑强：以前这所学校是存在严重问题的。比如考试的时候手机、教科书都可以带进场内，老师坐在上面玩手机。

　　大学光有大楼是不行的，必须抓内涵，狠抓教学，首先就是校风、教风、学风、考风建设。我亲自搞了“纯风行动”。抓了几年，带着干部去考场。不仅是巡视，还亲自站在那里看。狠狠处分那些不坚持原则的教师，得罪人也得干。现在，情况得到大大改观。

　　记者：这样的做法，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郑强：我曾说过，绝对不能让贵州的孩子永远穷在山沟里，我一定要让孩子走出去。一定要让我们本科的学生，去国外好的大学读书，去清华北大等一流高校读书，这就是我搞的“博学计划”。

　　因此，那些重要的本科基础课程，如数、理、化、外语、政治，以及每个学院一门主干专业课，学校都在重点抓，给主讲老师的课时津贴比普通课程多三到五倍。（注：今年贵州大学考上研究生的人数为856人，其中考上985高校的就有246人。）

　　记者：为什么要提“贵州大学姓贵州”？

　　郑强：我的办学理念就是不要盲从、不要模仿、不要跟踪。贵州地方高校办学，如果一味学北大清华浙大等名校，那就有点像王明到井冈山，照搬苏联那套去打仗，只能打输，那是死路。贵大只有走不同于现有一流大学的路，才有出路，才有活路。立足贵州，服务好贵州，这就是我一直在说的“贵州大学姓贵州”。

　　支援西部

　　需要一代代人接力做下去

　　记者：最初在贵大推行改革的时候，有许多反对声，您怎么看？

　　郑强：现在我回想起来，没有一个坏人，只是观念不一样。

　　记者：在贵大，最难忘的是什么？

　　郑强：是心灵的历练。从刚开始走入陌生广阔天地的欣喜，转为面对复杂环境的挫败，内心备受伤害，再到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磨砺，最后是为贵州大学建设作出点滴贡献的无比幸福。

　　记者：最幸福的瞬间呢？

　　郑强：走在贵州大学校园里，看到孩子们冲着我笑，那种对校长的喜爱，对老师崇敬的招手以及一声“强哥”的呼唤。真的太幸福了。

　　记者：怎么看东西部对口支援？

　　郑强：我觉得态度、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是做好东西部对口支援最重要的要素。

　　不仅可以使西部教育得到提升，也使东部派出高校的学者和领导干部，获得了锻炼自己、实现人生理想的平台。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件事应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在贵州这4年一定是我永生难忘的经历。

　　记者：回浙大后，您准备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郑强：我认为浙大要有担当，更多的浙大人应该到西部建功立业。

　　我现在就在鼓励浙大师生，你们为什么不走出去？竺可桢老校长所要培养的不是一般的实用人才，而是栋梁之才。这些高考进来的所谓人才，结果都不愿到西部去，怎么行？

　　这就是我回去的责任——动员更多的青年教授、老师、学生到西部去。到浙大读书的目的，不能只是为了到美国留个学，或者在长三角找个好工作，有份好薪水。

　　不能只有一个郑强，还要多几个。

　　记者：那您为什么不继续在贵大干下去？

　　郑强：支持西部，是需要一代一代人接力做下去的。4x100米接力赛跑的平均成绩为何比个人的100米成绩要快？效益源于交接棒。

　　凡是在运动中交棒，特别是在高速运动中，整个团体会产生比较好的效益。凡是交棒时减速了，跑不动了，或趴下了，再把这个棒交给后人，这个团队就已经不行了。所以，要在高速运转时交棒，高速运转起来的事情，才不会轻易停下来。

　　我觉得如果社会各界和贵大的师生，觉得这几年我做的一些工作，使得贵州大学处在比较好的发展中，那么在这个时候把工作交给更能干、更优秀的人，有利于贵大今后的持续快速发展。

　　你给学生一个大鸡腿

　　就会有人说你是好校长

　　记者：说说您在贵大的日常生活？

　　郑强：由于各种原因，我来贵大后相当一段时间几乎没吃早餐。由于工作忙，换的衣物不可能及时天天洗，只能积攒了十多件后一起洗，一洗就洗到半夜两三点。很多衣服的领子都是破的。因为不太会洗衣服，领口我都用刷子使劲刷。后来有同事告诉我，不能刷要用手搓。经常头发很长了也没时间理，他们都说一个帅小伙到这里就变得蓬头垢面了。

　　记者：到贵州当校长，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郑强：我到了贵州大学后才发现，当校长，真好。我想干什么，下个指令就行了。我在我的权限范围之内，尽最大的努力去改变一些大学生们认为不合理，需要改变的东西。

　　记者：您更希望自己是好的教育家还是一名好的校长？

　　郑强：被人称为好校长是很容易的，比如说肯亲近人，比如有学生说食堂的鸡腿小了，我就给你搞个大鸡腿。但是要成为杰出的校长，就应该当教育家。学术搞得可以，文化艺术思想丰满，眼界比较开阔，对学生充满爱，尤其对高等教育的使命、内涵要有深刻领悟。

　　我要真心地说，这四年半时间，如果要讲为贵大发展做了点事、做成了点事，全是因为幸遇国家发展好时代、贵州发展好机遇，贵大全校上下共同努力的结果。

　　记者：您回浙大之后，还会带学生吗？具体分管哪些工作？

　　郑强：课肯定还是要上的。具体分管的工作，浙大官网上有，包括宣传、新闻、师生思想政治、就业指导、文艺、体育工作等。

　　（实习生蒋雨澄、诸鸿雁、孙应祺对本组报道亦有贡献）

　　（编者注:原文标题为《强哥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