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连红

　　【编者按】

　　南京大屠杀与山东通州事件是否有关联？当时南京为什么会涌入大量的难民？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来源哪里？为什么很多幸存者会有朝鲜人参加大屠杀的记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做客澎湃问吧，就南京大屠杀研究问题与读者互动，以下是部分精彩回答。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人们驻足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单前。 孙湛 澎湃资料图

　　愤怒的飞起一脚：请问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是否与在此之前的山东日本侨民被害案有关？进入南京城的日军是日本的正规军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日军兵力不够，所以征招了日本本土的社会闲散人员，如地痞、流氓、浪人等，由于素质普遍偏低，日本高层军官难以把控部队，才造成了大规模的屠杀。关东军也会这么做吗？

　　张连红：我可以肯定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同通州事件（不是山东日本侨民被杀）没有关系！但日本右翼学者在论述南京大屠杀时，总是将通州事件与南京大屠杀联系在一起，似乎想说明由于中国保安队在通州任意屠杀日本侨民，并强奸了日本女性侨民，由于中国军队对日本侨民屠杀在先，所以才发生南京大屠杀，责任不在日方。

　　其实如果仔细深入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后，你会很清楚导致南京大屠杀真正原因是日军向南京进攻过程中，由于未准备军事补给，下达了就地征讨的命令。由此在征讨过程中，日本军纪浑散，任意抢劫屠杀强奸，到了南京，已失去控制。日军将领松井石根也十分自责，但已无法整顿军纪，他因未能控制日军军纪，最终被日本召回。

　　参加进攻南京的部队本来素质都很高，基本上都是小学以上水平，这一点我们从大量的日本士兵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但由于下达就地征讨命令后，屠杀抢劫和强奸成为日军官兵的家常便饭，日本老兵回忆说最后到了没有一个士兵没有强奸过中国妇女的地步！

　　淡夜：为什么在日军兵临城下前还会有那么多人在南京，就没人侦察到日军来袭吗？

　　张连红：随着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的迁都、机关公务人员的撤退、日军向南京的快速推进、有关日军残暴的传说、沪宁线及城郊地区难民的涌入等等，南京城中的市民已开始真切地体验到了战争的氛围，恐慌与不安渗透了每个人的心中。在大路上到处可以看到心神不定四处寻找“安全”的人，“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乡下搬，乡下的百姓往城里搬。搬来搬去，好像他们离开原来地方就可以得到无上安全保障似的”。

　　在市民最为恐慌的时候，留京外国人士所成立的难民区成为人们寄托生存希望的唯一场所。人们对中国军队能否击退日军而固守南京，已开始失却信心。从11月底开始，就有人到处打听“安全区”下落，“我不断碰到一群群妇女和儿童在寻找‘安全区’。她们依稀听说了安全区的事情，想确定一下它的位置”。12月4日，有一些难民开始陆陆续续搬进安全区。12月8日上午，当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正式发布《告南京市民书》，宣布启用难民区的数小时内，“平民移入难民区者不下三万人”。人们似乎十分相信只要住到由西方人士管理的安全区，就一定会十分安全，“安全区的街道上已经挤满了人，他们对炮击的轰鸣声已经不介意了，他们比我更加相信‘安全区’”。当12日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从南京突围的命令后，无法逃离南京的士兵也扔掉武器换上便衣躲进了安全区。

　　但是，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人们如不是万不得已，决不肯背井离乡。在我们采访幸存者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日军进城之前仍有相当部分市民留在自己的家中，从现已出版的幸存者证言集里，此点也可得到充分印证。人们也许对日本兵抱有相当幻想，认为他们不会伤及平民，但是，日军进城之后疯狂地烧杀淫掠，彻底击碎了市民的侥幸心理，人们再也无法留在家中，纷纷逃向安全区。

　　在日军进城之后的10天中，南京城内再次出现市民涌向安全区的高峰，金女大难民所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只有难民1000余人，但是仅12月15日一个晚上，一下子就涌进3000余人，到22日时，难民人数已达10000人了。只有市区面积八分之一的难民区，在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却容纳了20余万难民。

　　忘不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照片是真实的吗？

　　张连红：关于反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拍摄的，其中主要来源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用其16毫米摄像机拍摄的（包括一部特别珍贵的活动影片），丹麦人辛德贝格也用照相机拍摄了南京郊区江南水泥厂、栖霞寺一带日军暴行的照片。

　　二是日本部队自己拍摄的有关南京暴行的照片。其中主要是随军记者和日军士兵拍摄。但在战争期间，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许多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都经过检查，未能公开出版。士兵拍摄的相关照片在战后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些士兵将胶卷送到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冲洗，其中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中国人罗瑾、吴旋偷偷加洗日军士兵有关南京暴行的照片，并收藏至战后作为证据上交南京法庭，这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另外，战后日本也出版了一部分在战时被检查不许可发表的日军暴行照片。在日本，一些调查者也通过各种方法搜集到日本老兵自己收藏的相关照片。

　　云端的微微：参与大屠杀的士兵中是不是有很多朝鲜人？

　　张连红：关于朝鲜人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说法，最近几年来在网络上较为流行。但从历史事实来看，由于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朝鲜人是不允许参军的，所有参加南京攻击战的部队士兵均来自日本本土，没有材料能证明朝鲜人参加南京大屠杀。

　　但是，我在访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幸存者都称“高丽棒子”（老百姓对朝鲜人的俗称）比日本兵厉害，在大屠杀中最坏的士兵是高丽士兵。幸存者记忆中为什么总认为朝鲜人参加了大屠杀，而且比日本人更坏？这个问题确实值得研究。

　　有几次我陪同日本松冈环女士一起采访幸存者时，当遇到幸存者如此说法时，我们就问幸存者为什么说施暴者是高丽棒子呢？为什么他们比日本士兵更坏呢？我们为此也进行过讨论。

　　他们的回复都说朝鲜人同日本兵长相不一样，朝鲜人是高个子、大胡子，而日本兵大都个子矮小，皮肤白。他们是从形象来作出判断，但是进攻的南京日本军在经过三个月的淞沪战役后，继续攻打南京，由于战场作战一直没有中断，大部分日本兵都没有时间整理面容。仅仅从面容或身高很难作出这样的判断。

　　我们在想会不会当时南京一些伪政权为了自己所谓的合法性，而帮助日本推卸责任呢？这一猜测目前尚未得到史料支撑。因此，为什么幸存者会产生朝鲜人参加了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

　　15966999879：您好，南京屠杀令人无比愤慨！对于屠杀非战斗人员，尤其是妇女儿童，令人无法容忍，其行为丧尽天良。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想了解死去的30万同胞，他们按身份分类各有多少？

　　张连红：关于遇难人口死亡结构情况，根据目前的研究，在30万遇难人口中放下武器避难在难民区的士兵约有8万人左右，其他都应该是平民。我曾通过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斯迈思教授在1938年3、4月的抽样调查和战后国民政府的社会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研究：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为了掌握南京大屠杀对南京社会经济破坏的真实情况，以便对受害民众展开救济，从1938年3月8日开始，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迈思（Lewis S.C.Smythe，又译史密斯）的主持下，曾对南京进行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抽样调查，最后形成了《南京战祸写真》的报告。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调查也十分重视，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南京计有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大量原始的调查资料，为今天研究遇难民众死亡人口的性别、年龄和职业结构情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斯迈思的调查和战后国民政府的调查在时间、环境、方法和目的等方面不尽相同，例如：前者调查时，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虽已告一段落，但零星屠杀仍层出不穷，当时人们尚处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真实而全面数据的获取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调查则是在日军已宣布投降之后，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民众已转而成为战争的胜利者,但经过沦陷八年的艰苦岁月，许多人与事已不复“存在”；前者调查方式运用的是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而后者则是全市普查和人民来信控诉等方法相结合；调查区域方面，前者不仅调查了当时南京市的主要地区，还调查了南京周边四个半县的广大农村，后者则完全限制在南京市管辖范围之内。

　　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统计结果及所反映的状况却是基本一致的。首先，从男女死亡比例上来看，斯迈思调查显示，市区男性占87%，女性为13%，农村地区男性为84%，女性为16%。农村女性死亡比例略高于市区。战后调查资料显示，在不分城区与乡区的调查中，男性死亡比例约占82%，女性占16%。另一份报告显示，男性比例为76%，女性占22%强。（注：另有2%的儿童未分性别）。如果就乡区和城区个案的统计而言，则显示乡区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为75%，女性高达25%，而城区中男性所占比例高达91%，女性只有9%。两次调查数据说明，男性死亡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而在乡区，女性死亡比例则高于城区3至16个百分点。

　　其次，从年龄结构来看，斯迈思调查显示，城区死亡人口的年龄中，15岁以下占6—8%，60岁以上占28%以上，60%以上死亡人口为15—60岁之间的青年和中年人。另外，被抓而失踪者的年龄全部在15到60岁之间。如果将此部分人口当作死亡人口计算，则这个年龄段的死亡人口所占比例在88%左右。乡区这个年龄段死亡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为77%。这一比例情况，同战后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即：一是死亡人口中80—90%的年龄集中在20到60岁之间；二是城区死亡人员中，20到60岁之间的死亡比例高于乡区10个百分比左右；三是在60岁以上的遇难老人中，女性死亡比男性高10个百分点。

　　第三，从职业结构来看，战后国民政府进行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遇难人口中，97%以上是平民（而且其中主要成分是农民）。其实，尽管斯迈思调查报告中没有明确统计平民的比例，但因常住人口死亡现状的统计本身就是基于平民而言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两次调查结果都表明南京市常住人口遇难者中绝大多数都是平民。

　　当然，由于战争期间和战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社会调查并不充分，统计数据也并不周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南京地区的一些学者和大学生已多次对南京地区的幸存者进行走访调查，取得了一些相当珍贵的原始数据，如通过戴袁支等人的调查，仅南京汤山镇湖山村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有61人遇难和失踪（均有详细姓名和遇难情节）。随着这些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无疑它将与档案资料相互印证补充。

　　马云：南京大屠杀后，不幸者的房产都怎么分配的？

　　张连红：根据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南京不幸者的房产一部分毁于战火，一部分为日军占领，还有一部分为日本侨民占有做生意。但具体情况因档案资料的缺少而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

　　有学者对战后南京有关房产损失情况做了个案研究，如南京大学的吕晶老师通过对国民政府文官处175份职员战后南京财产损失调查表明，南京沦陷后，他们房屋损失在所有财产中损失最为严重，高达4000万元，几占所有财产损失中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