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大家毛泽东(3图)

发布时间:2017-09-06 21:11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3-02-28 13:21 | 查看:123次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

  《忆秦娥·娄山关》手迹

  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会上。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朝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要先读一些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认为韩文苏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过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大的理论问题,他说:

  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不能使物质的花样少了,布匹少了,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该更好吃,更进步,这才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社会主义一定要比资本主义还要好,还要进步。(1956年在知识分子会议上的讲话)

  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当年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这是比兴手法,只借“三样法宝”的字面同一性。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党代表会议上说“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借《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话,与原意无关,只借“东风、西风”这两个字意。文章有意荡开去,显得开阔、轻松,好似从远处往眼前要说的这个问题上搭了一座引桥。

  尖锐的讽刺,见棱见角,说明他眼光不凡,总是能看到要害;轻松的幽默,不慌不忙,说明他有肚量和睿智,肚子里有货。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大拟决议给毛泽东授大元帅衔,他说:“我穿上你那个元帅服怎么下基层,免了吧”。这是一种多么拿得起、放得下的潇洒和幽默!

  通俗与典雅

  毛文的第四个特点是通俗与典雅完美地结合。

  毛泽东是乡间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是战火中锻炼出来的领袖。他在学生时期就受过严格的古文训练,后来在长期的斗争生涯中,一方面和工农兵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一方面又手不释卷,和各种书包括文学书籍,小说、诗词、曲赋、笔记缠裹在一起,须臾不离。他写诗、写词、写赋、作对、写新闻稿和各种报告、电稿。如果抛开他的军事、政治活动不说,他完全够得上一个文人,就像中共的早期领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一样。毛泽东与他们的不同是多了与工农更密切的接触。所以,他的文章典雅与通俗共存、朴实与浪漫互见,时常既有乡间农民的口语,又能见到唐诗、宋词里的句子;忽如老者炕头说古、娓娓道来,又如诗人江边行吟、感天动地。

  请看一段他早期的文字。这是他1916年在游学的路上写给友人的信: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致萧子升信》)

  这封手书与王维的《山中与裴迪秀才书》、徐霞客的《三峡》相比如何?其文字清秀不分伯仲。再看他在抗日时期的《祭黄帝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从中可以看出他深厚的古文根底。他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说,他学习韩愈文章是下过苦功的,如果需要他还可以写出一手好古文。由此可见,他早期的文字何等典雅。但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时代的需要,他放弃了自己熟悉的文体,学会了使用最通俗的文字。他说,讲话要让人懂,反对使用“霓裳”之类的生僻词。请看这一段: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九千一百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为人民服务》)

  再看这一段:

  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充分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今春敌扰河间,因我方事前毫无准备,受到部分损失,敌部亦被其逃去。此次务须全体动员对敌,不使敢于冒险的敌人有一兵一卒跑回其老巢。(新华社消息《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蒋傅军进扰》)

  你看“走到一起”、“但是还不够”、“切勿惊慌”、“就有办法”等等,完全是老百姓的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告诫、谈心。虽是大会讲话、新闻电稿,却通俗到明白如话。但典雅并没有丢掉,他也有许多文字端庄严谨、气贯长虹的文章。如: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而更多的时候却是“既上得厅堂,又下得厨房”,亦庄亦谐,轻松自如。如:

  若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文章五诀”形、事、情、理、典,毛文是典范。不管论文、讲话、电稿等何种文体,他都能随手抓来一个形象,借典说理或借事言情,深入浅出。毛文开创了政论文从未有的生动局面。毛泽东是有大志的人,他永远有追求不完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放下身段,当一个行吟诗人,当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要学徐霞客,顺着长江、黄河把祖国大地丈量一遍。他又是一个好斗争的人,他有一句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其实,除了天、地、人,他的革命生涯中还有一个斗争对象,就是文风。他对群众语言、古典语言是那样热爱,对教条主义的语言、官僚主义的语言是那样憎恨。延安“整风运动”中,他把文风与学风、党风并提,讨伐“党八股”,给它列了八大罪状,说它是对五四运动的反动,是不良党风的最后一个“防空洞”。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日报》发表长篇社论,号召正确使用祖国语言,他在改稿时特别加了一句:“我们的同志中,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中,我们的文学家教育家和新闻记者中,有许多是精通语法、会写文章、会写报告的人。这些人既然能够做到这一步,为什么我们大家不能做到呢?当然是能够的。”(《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后来,我们渐渐机关化了,文章中假、大、空的语言多了。他对此极为反感,甚至是愤怒,严厉要求领导干部亲自写文章,不要秘书代劳。他批评那些空洞的官样文字:“讲了一万次了依然纹风不动,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玄冰之冻。哪一年稍稍动一点,使读者感觉有些春意,因而免于早上天堂,略为延长一年、两年寿命呢?”(1958年9月2日的一封信)他是一辈子都在与“党八股”的坏文风作斗争的。

  文章是一门独立的艺术。细读毛泽东的文章,特别是他独特的语言风格,足可自立为一门一派。在大力倡导改文风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研究一下他的文章。这至少有两个用处:一是专门搞写作的人可以从中汲取营养,特别是补充一些文章外的功夫,好直起文章的腰杆;二是领导干部可以向他学一点写作,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能增加领导的魅力。须知:打天下要靠笔杆子,治天下更要靠笔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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