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代表贾立群: “B超神探”39年接诊33万多患儿(图)

发布时间:2017-10-05 11:38 | 来源:新京报 2017年10月05日 第A03 | 查看:1325次

39年接诊33万多名患儿,被誉为“B超神探”;上会关注发展儿科医学和缓解医患关系

  39年来,贾立群始终坚守在儿科B超检查的一线岗位上,接诊33万多名患儿,诊断符合率高,他所出具的B超诊断报告精确,被誉为“贾立群B超”、“B超神探”。确诊7万多例患儿的疑难疾病,挽救了2000多位急危重症患儿的生命,赢得了患儿和家长的高度认可。

  为减少患儿等候时间,贾立群带领团队加班加点,将预约时间从原先2个月缩短至最少2天;为能多检查几名患儿,贾立群常常无法按时吃午饭;为谢绝患儿家长的馈赠,他索性将白大褂兜口缝死,赢得了“缝兜大夫”的美誉。  

  60岁后主动提出将领导岗位交给年轻人

  新京报:你在医院的第一份工作是从事什么专业?

  贾立群:毕业分配时我最想当临床医生,同学们也都认为儿内科、儿外科才是救死扶伤第一线。留在儿童医院后,我被分到放射科,自己多少也有点失落,而且当时放射科条件所限,医生防护措施并不是很到位,我也有过一些顾虑。

  1989年,儿童医院要成立一个B超室,也就是现在的超声科,需要选一个学科负责人。医院领导认为我工作比较积极努力,业务水平大家也都认可,没跟我商量就直接把我调到B超室。我那时是预备党员,党在哪个岗位需要我,我就要在哪个岗位干好工作。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工作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贾立群:很多人都认为影像科、超声科是辅助科室,但在儿科临床上对影像、超声的依赖性很强。患儿有时无法准确描述自己的症状感觉,如果我们影像科、超声科诊断不明确,临床医生在处置治疗上就会毫无头绪。

  经常夜里被急诊叫到医院的确挺累的,但很多情况下,患儿的疾病能够通过我的B超检查得到确诊,解决了不少在基层医院不能明确诊断的疾病。能帮病患摆脱痛苦,就是我工作的价值。

  新京报:现在你的身份是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和以前有什么不同?

  贾立群:现在年龄超过60岁了,我主动向党委提出,将科行政主任交给年轻人,并在管理方面传帮带。近几年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一支医德高尚、医技过硬的接班队伍。现在我们科室从事B超工作5年以上的年轻医生,专业技术都很不错,诊断水平已和我不相上下。

  夜里急诊一个电话3分钟到医院

  新京报:听说你曾经顶着理完一半的头发去给孩子检查?

  贾立群:那天是个休息日,我正在外理发,突然接到医院电话,说有一个7岁的男孩肚子特别疼,初步怀疑是阑尾炎,但在别的医院并没有检查出什么结果。多等待一分钟对患儿家属而言都十分痛苦,头发刚理了左半边我就赶紧回了医院。

  到医院以后,我用探头找了半天发现孩子的阑尾并没有肿胀。结束前就在孩子的整个肚子上多扫查了几下,突然发现在右上腹有一个包块,这是典型的肠套叠征象,孩子的肚子疼是由于肠管套在一起而引发的症状。如果诊断及时就可以利用空气灌肠复位治愈,而如果超过24小时没有能够明确诊断的话,患儿的肠管就可能坏死。

  新京报:为了不让患儿漏诊误诊,多扫几下是你的习惯吗?

  贾立群:有时临床判断的病症并不一定十分准确,这就需要B超医生更仔细地全面扫查。比如患儿肚子疼,怀疑急腹症,我们超声检查完以后,如果我们说排除了急腹症,就要基本能确定孩子没有急腹症方面问题。

  我那次是“歪打正着”。其实肠套叠在我们超声科是个常见病,有时候甚至能发现临床大夫完全没有想到的问题,全面扫查已经是我们科内每名大夫日常习惯。

  新京报:你为了24小时随叫随到,就住在了医院边上?

  贾立群:从1990年到2014年12月,为了白天能有更多的大夫给患儿做检查,我自己承担了夜间急诊随叫随到。所以我就住在医院旁,出了楼门20米就是医院,有急诊病人的话给我打一个电话,我3分钟就可以赶到科里。有时一宿得起来十几次,自己年龄越来越大,确实非常累。2014年底领导要求我必须安排科里医生值夜班,不能全都自己一个人扛。

  新京报:听说你为多检查几个患儿,常常推迟吃午饭?

  贾立群:其实我最开始从事B超工作时还是吃午饭的,但也就是吃一袋方便面凑合一下,可每天病人实在太多,上午病人根本做不完,经常是上午的检查要到下午三四点才能全部完成。

  做B超特别是腹部B超需要空腹禁食禁水,等待时间长,对患儿来说也挺痛苦。曾经有一个家长看见我在吃方便面,就有点不高兴,说:“我的孩子还饿着肚子,大夫怎么在吃饭。”听到他这么说我心里还真有点委屈,但也能理解家长的心情。

  新京报:在你的带动下科室有什么变化?

  贾立群:现在大家都很齐心协力。每年暑期,我们科室都集体推迟午饭时间。而且我们科室的大夫轻伤不下火线,有的时候大夫一只手打点滴,一只手拿着探头照样给患儿做B超。

  关注发展儿科医学和缓解医患关系

  新京报:党员身份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贾立群:我是1988年入的党,党员身份带给我更多的是责任。几年前,我们为了缩短患儿B超检查预约等待时间,就号召科室里的党员带头加班加点,那段时间工作时间是从早6点到晚10点,虽然很辛苦但把积压的待检查的病人都突击完了。这样一来预约时间就能维持在3天以内,而在非高峰期,我们还可以把预约时间压缩到2天。

  新京报:今年上会重点关注的内容是什么?

  贾立群:我今年是初次当选,也是代表北京市医生群体参会,我又是一名儿科医生,因此最关注发展儿科医学和平衡(缓解)医患关系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来说儿科医生和患儿比例差距比较大。过去很多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不愿意当儿科医生,更不愿意干儿科超声工作。导致我们科室医生的数量始终与医院规模不相称,目前每天最多也就是12人能够顶班,而高峰期腹部B超的检查纪录是1033名患儿,医生和病人的比例一直不成正比。

  另外就是希望能想办法缓和医患关系。双方都应互相理解,医患之间缺乏信任,比如本来医生可以尝试风险很大的手术,但由于担心害怕纠纷,顾虑重重,甚至顾及能否保证人身安全,这样无论是对医学科学研究发展,还是对患者来说,都弊大于利。

  ■ 对话人物

  贾立群 北京儿童医院超声科名誉主任、十九大代表

  声 音

  我现在特别注重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正在逐步把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绝招”毫无保留地教给他们。现在儿童医院超声科也不只是有“贾立群B超”,我们有一个优秀的贾立群式的B超团队,况且我自己一个人每天最多也就检查六十多个患儿,但把整个团队调动起来,就能解决更多病人的需求。

  ——贾立群

  新京报记者 裴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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