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历史随笔 | 危险的饭局(图)

发布时间:2017-11-09 20:44 | 来源:微信网 2017-11-09 | 查看:157次

  本文摘自新华社记者李松历史随笔集《牛栏关不住猫》。该书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面向全国发行。目前已陆续在当当、京东、亚马逊、淘宝、天猫等网站及全国各地新华书店上市与广大读者见面。

  基本信息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印  张:23.5  

  字  数:350千字

  版  次:2017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3385-4

  定  价:39.80元

  危险的饭局

  文/李松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开国领袖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但在如今一些官员看来,请客吃饭就是工作的一部分,而工作离不开请客吃饭。

  2015 年 5 月,吉林省纪委监察厅列出了公职人员不准参加的 20 类饭局,其中包括:上下级之间搞互相吃请、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接受基层单位吃请。

  此消息一出,公众认为这更有利于杜绝公款吃喝腐败。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也没有不忙的官员。如果官员的忙闲与筵席的聚散“同频共振”,这样的饭局就会成为一个扑朔迷离、云谲波诡的“局”。在这个“局”中,上下级关系、政商关系就会变得很危险。

  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中,民以食为天,“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一般来说,发生在家庭或家族内部的饭局,自然“亲意浓浓”——平时不怎么相见的亲戚,在过年过节形成一个具有稳定血缘关系的饭局。这种饭局自然会赋予某些社会功能,比如亲友间的团结互助等。

  但在中国官场上,饭局与政治永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是中国历代政治的一部分,也是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古代,官场饭局早已有之,且是公款埋单。早在先秦,就有关于公款吃喝的记载。比如在《诗经》中,就有一首诗鲜明、生动地描写过一群衣着光鲜的官员,下班后优哉游哉前去公款吃喝的场景。

  这首诗叫《诗经·召南·羔羊》,寥寥数语,全诗如下: 

  羔羊之皮,素丝五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丝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缝,素丝五总。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这首诗除赞美羔毛之外,还写了“委蛇委蛇”、“自公退食”、“退食自公”,全诗的重点就在这十二个字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官员吃完官府“公食”下班了,穿着一身洁白柔软的羔裘,舒舒服服,剔着牙缝,缓步回家。尽管全诗没有一个批评的字眼,不过是赞美还是讥讽,不言而喻。

  西汉时期,官员“下基层”,地方上也有公款招待。据《汉书·宣帝传》记载,元康二年(公元前 64 年)皇帝刘询(汉宣帝)曾下诏书,批评有些地方官员擅自提高过境公职人员的食宿标准。从这条记载来看,当时是有相应的公款吃喝制度的,地方官员有公款招待权或“义务”。

  南北朝时期,公款招待制度更为明确。地方官员除享有基本的“菜田”之外,还享受“杂供给”、“迎新送故”等制度允许的收入。“迎新送故”即是一种公款消费制度,新官上任、旧官离职,都要举行迎送宴会。

  隋唐时期,公款消费制度被完全确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机构都设有“单位食堂”。当时,官员最喜欢开会,因为会议结束后有朝食招待。从《唐会要》记载来看,“朝食”仅供较高级别官员享用,根据级别的不同,用餐地点也不一样,宰丞一类高级官员在政事堂的专门餐厅用餐,称之“堂食”;普通官员、一般公务人员则由“吏厨”或“佐史厨”、“府史厨”提供“工作午餐”。官员下去检查,地方上同样会有招待。

  唐朝官员的公费用餐有固定预算,主要从“公廨钱”和“俸料钱”中支出。“公廨钱”由朝廷提供,本来是用于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事实上多被用于官员个人补贴和集体吃喝。

  古代官场上公款吃喝的腐败,在宋朝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宋朝京官有朝会酒食、堂食,官员外出巡访、视察或“下基层”调研,也都会得到地方政府的公款宴请和日常例行招待。地方还有定期的会餐。

  据《宋史》记载:宋朝还有“旬设”之制,每旬一次用公费宴犒。《文献通考》说:宋孝宗时,平江太守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费请客。

  “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而按照《异闻总录》所载:南宋初年的太尉邢孝扬,在京师买了故王太尉遗属出让的二手房产,“才为钱三千缗”。

  明朝也是一个吃喝成风的时代,大奸臣严嵩和其子严世蕃生活奢华。后来被抄家时,从家中抄出的金酒杯、酒盅、酒缸的重量,就不下 17000 两。到了清朝,官场公费吃喝之风极盛,公务往来亦多大摆宴席。从乾隆时著名文人袁枚所作《随园食单》也可看到这一点:“今官场之菜,名号有十六碟、八簋、四点心之称,有满汉席之称,有八小吃之称,有十大菜之称,种种俗名皆恶厨陋习。”显然,乾隆时官场上满汉席并用已成一时之风气。

  二

  在中国官场饭局中,公款吃喝对象大部分是下级与上级的“工作汇报”、平级之间的“工作交流”,由此催生的官场现象层出不穷。

  在席间,老大坐的位置很讲究,俗称主位,有些地方谦虚地称为“主陪”。主位要面对大厅的入口,因为这儿可以观察全体,以及人员的进入,从而起到控制整场宴会的作用。其他人则是以此为中心,按重要程度依次围聚,在整场饭局中,关注此人的语言和动作传递出蛛丝马迹的信息。

  除主位,其他人位子排序往往是个难题。这种席位的安排很讲究,要求坐什么样的位子,对应着什么样的职务、年龄、亲疏关系。当然,这种排列并不固定,席间要是有人临时加入,这种脆弱的平衡,就随时可能被重新打破。至于到场时间,颇为微妙。一般来说被请的人面子最大,所以一般都会晚到一会儿。古代无法考证,但在今天的官场饭局中,在上司来之前,是第一次点菜时间,并且一定要在上司到达之时,凉菜都已上好,绝对不能让桌子空着。

  这是禁忌。上司到达之后,是第二次点菜时间,但一般不由领导上司点菜,多由二级或三级位次之人来点菜,点后要征求上司的意见。

  法国历史学家让 - 马克·阿尔贝说过:“饭桌上的老大不是那个吃得最多的人,而是吃得最少的,他不仅掌握着餐桌,还掌握着用餐的话语权和节奏。”这一点,在中国官场饭局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钱钟书老先生说过,“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话用在中国官场饭局中,再恰当不过。自古以来,中国官场饭局有着丰富的内涵——饭不再是生理和心理需要,而是感情和利益要求。

  中国人崇尚人情往来,注重关系网,重视“圈子”的存在。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酒文化、礼仪文化等,但这样的文化放到行政部门、官员身上就变了味,失去了它的积极意义,成为不良社会风气、官场陋习、潜规则的“代言人”,甚至成为腐败的“导火索”。

  三

  中国历代公款吃喝,都有一些制度性的规定。如果不符合规定,这样的公款吃喝将会被视为严重的作风问题,受到相应的处罚。

  汉景帝时制定法令,凡到地方后接受公款招待的官员,一旦被发现立即免职。后来下面反映这种处罚太重,刘启接受丞相申屠嘉等人的建议,于公元前156 年阴历七月份重新下诏:凡接受吃请的官员,餐费自理,吃多少赔多少,但不再免职。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他规定官员到地方巡视,吃掉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也就是判处死刑,同席吃喝者也有胁从罪名。

  宋朝的《庆元条法事类·职制门》(卷七)“监司巡历”里,列出了可操作性很强的条例,凡“下基层”公干、外出视察的官员,都有统一的就餐标准,一律供应“券食”,超标受罚,随同官员也不例外。如果官员接受地方吃请,或超标消费,将会被处分,甚至法办,即所谓“送法”。

  宋朝文学家苏舜钦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马。他的老丈人杜衍时任宰相。有一次,他将公家的废纸卖掉,用所得买酒设宴,还招来乐伎助兴。结果被老丈人的政敌得知,立即指使纪委弹劾,苏舜钦以“自盗”罪名被免职,并被赶出京城。

  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过,但达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担心这样下去大明朝也要亡国,于是决心整治这股奢侈风气。时适逢皇后生日,各路人马都来贺寿。待全部坐齐之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为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

  在场的官员,最终明白了朱元璋的用意。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贷。” 从此,四菜一汤在明初成为定律。

  “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

  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这是清朝道光十八年(1839 年)初,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时发布的第一道公文。整篇公文与禁烟无关,而是针对公款吃喝。

  在古代官场,吃喝风盛行表面上看是用皇帝的钱,但实质还是百姓的血汗钱。即使为平息民愤,皇帝惩办几个大吃大喝的贪官,也不过是装装样子,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过公款吃喝这个“毒瘤”。

  四

  从本质上来讲,中国古代的公款吃喝,与如今的公款吃喝相比,并没有任何区别,都是通过公权的力量达到满足舌尖上的欲望之目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公款消费的相关禁令多达上百项。相关部门制定出公款吃喝消费的条款也是越来越细,但“言之谆谆,听之藐藐”,吃喝之风不但没能禁住,反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

  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会吃掉多少钱?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款吃喝开支 1989 年为 370 亿元,1994 年突破 1000亿元大关,2002 年达 2000 亿元,2005 年突破了 3000 亿元大关。来自新华网的消息,2010 年和 2011 年,中国的餐饮零售额连续两年都突破了两万亿的大关,估计至少每年有一万亿是公款消费者说是官员消费。

  据报道,自宋林于 2008 年出任华润董事长后,经常于湾仔华润总部 50 楼顶楼宴会厅设宴,招待大陆和香港两地政商权贵,虽然每餐只是六至八道菜,但每次必有 22 头极品乾鲍、苏眉或海斑、冬虫草炖汤、澳洲和牛、龙虾刺身等名贵菜式,净系食物成本价每人最少 1000 至 2000 元。酒水花费更惊人,近几年宋林喜饮每瓶售 8 万至 12 万元不等的法国勃艮第罗曼尼·康帝及 La Tache 等顶级红酒,2005 年份罗曼尼·康帝每瓶就要 12 万元,La Tache8 万元一瓶,一餐饭喝五六瓶。

  周永康落马后,据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中石油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是周永康执掌中石油的那个年代,每顿宴请消费没有低于 10 万元的,而且,这样的宴请几乎每天都要发生。

  在公款吃喝的风潮中,大批官员的理想信念动摇了,精神支柱缺失了,价值取向走向了错误,政治责任感丧失了,自律意识淡薄了,于是便会置各种禁令于不顾,为私利而违规枉法。

  客观地讲,中国现在不缺少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缺少的是保障这些文件规定能够严格执行的外部环境。

  在中国香港,严苛的制度之所以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就是因为港府所有公务接待都必须提前申请报备,内容包括宴请人数、宾客名单、宴请缘由、陪同人员、预计费用、人均支出等。日后审计署将审计结果公之于众,万一有不妥之处被媒体或公众发现,得不偿失。而公开账本事无巨细,连公务出访入住的酒店、活动购买的矿泉水费用都和盘托出,值得借鉴。

  2012 年底以来,中央陆续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狠刹“舌尖上的浪费”。会议精简了、公款吃喝少了,但反弹风险极大。根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 年 2 月份,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509 起、处理 2076 人、给予党政纪处分 1228 人。有一些问题不容小觑,比如违规公款吃喝有所反弹,2015 年 2 月较 1 月上升了 29.89%。

  这一方面虽然与 2 月份刚好过春节不无关系,但是也说明仍有一些官员依然把禁令当“耳旁风”,我行我素,用公款吃喝。

  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一诗中说:“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勤俭看似小事,其实攸关个人和国家的之命运。纵观历史,无度的饭局很危险,大到邦国,小到家庭,无不是兴于勤俭,亡于奢靡。

  以史为鉴,要遏制公款吃喝,就要从约束权力的源头入手。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削减权力裹挟的丰厚利益,让公款吃喝的宴请接待没有 “生产力”;要建立完善的权力运行透明、公开制度,让民众敢监督、能监督;还要辅以更完备的财务制度,让弄虚作假者无法瞒天过海。

用户名: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如果看不清验证码,请点击验证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