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治村庄(2图)

发布时间:2018-03-28 10:58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8年03月28日 10 版 | 查看:343次



  李彦这个医生,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他只是中国100多万乡村医生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在江西抚州市广昌县山下村,作为村卫生室的“光杆司令”,他要照看的是全村老老少少1600多人的健康。

  今年50岁的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坚守了27年。他话不多,只有看病时,才会拿出上衣口袋里的眼镜,眯着眼睛寻找最细微的征兆。

  他的左袖空空荡荡,那是一次上山砍柴被蛇咬伤,为保住性命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妨碍他用摩托车和药箱连接起整个村庄。他计算过,在这个村庄里,他骑过的摩托车报废了4辆,车轮驶过40余万公里。

  他脑子里有一张完整的地图。网络地图上尚未标记出的乡间道路,深刻印在他脑子里,沿途哪户人家治过什么病他都一清二楚。如今,这张地图完成了一次27年来最大的更新——“短短3个月内,他为300多个老人进行各种健康物联检测服务达4000多项次”。这些健康数据被他上传到云端平台,成为一个医疗体系中微小却不容忽视的数据库。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这些数据“实现家庭成员之间远程的健康数据分享,实现健康档案、日常监测、健康关爱、专业体检、慢病筛查、评估干预、远程就医的全链条服务”。这是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为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帽子勾勒的蓝图,也是各地关于改善乡村医疗状况的一次尝试。

  2016年,当时的国家卫计委提出提高乡镇卫生院基本医疗能力,推进实现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村的目标。从那以后全国智慧医疗燃起了一把“火”,智慧医疗产品层出不穷,曾经纸质的健康档案被云端数据代替。

  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中,李彦是最前端的“探头”。

  1991年,李彦从中医函授大学毕业,本想自己开个诊所,但县卫生局来了人,劝他去村里做乡村医生。

  在那之前,村里的卫生室只有两位年届六旬的“赤脚医生”,没上过学,“打吊瓶时血管都找不到”,开药也只认识十几种。面对这种现状,他一下就答应了。这一答应就是27年。

  刚用上手机那会儿,他每天至少要接到20个求医电话。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说了几点到,绝不超过10分钟”。只要村民一个电话打来,不论凌晨几点,他都会起身披上衣服就走,“别人信任我,病情耽搁不得”。

  石头和泥土铺就的山路晴天颠、雨天滑。一开始单手骑摩托掌握不了平衡,他算过,不计小磕小碰,大摔就有3次。第一次摔断了右手手腕骨;第二次摔断了一根肋骨;第三次连人带车掉进沟里,撞到脖子,昏迷了五六个小时,草药撒了一地,直到被路人救起。但“只要还能动,就把摩托车一扔,走路过去”。

  刚把监测工作交给李彦的时候,没人想到他能做得这么认真。“当时去做培训时,老师都默默放弃他,毕竟他是残缺的。”当看到他的数据几乎覆盖了村里各个角落的重点监测老人时,他们和当地的卫计委才真正“看见”他。

  要完成一轮检测,他骑着摩托车,一天走访10来户,也得转上半个月。除了带上检测仪器外,他还背上自己的老药箱,备着常见药,卡在座前,以备不时之需。因为打开过于频繁,药箱的扣锁都合不上了。

  村里没有太多规矩,李彦直接推门进去。中风的老人神情木木,守着几条脏兮兮的被子等着他。李彦毫不在意地坐在床边,拉起老头枯枝一般的手臂检查血压、血氧。

  一户人家两位老人耳背,一贯说话轻声细语的李彦不得不弯下腰,在老太耳边提高声音说:“给你们做个检查。”声音惊动了隔壁一位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过来,撸起袖子就要检查。李彦记得,她在前年得过脑梗,现在已能自己走动。

  村里的人们越来越看重健康问题,老人动不动打电话让他过去“看看”。一些腿脚还灵便的老人也会主动来卫生室要求检查,把相关数据发给子女。他的卫生室也配上了血糖仪、按摩器——之前就连血糖,都只能去县上检查。

  但是,在这个波澜不惊的村庄里,变化来得十分缓慢。李彦曾经救治过一位突发脑出血的独居老人。去年的一天清晨,老人洗漱时突然倒下,四肢无法动弹,只能用微弱的声音呼救。邻居起床听到声音,马上想到打电话给李彦。他骑着摩托赶过去,一量血压很高,急忙说“我们乡镇一级处理不了,得赶快走”。第一时间打电话给120后,一直等到县医院救护车过来才离开。

  “这种事经常发生。”李彦叹了口气说。村里老人更害怕外出就医,“他们害怕无家可归,如果超过80岁,宁可在家死去。”

  广昌县卫计委副主任李智玲也有同样的担心,“村一级解决不了很多问题,很多农民看病都要到县一级。广昌县人口仅有20多万,门诊量却达到30万。”

  在她看来,要改变“因病致贫”的问题,关键是对乡村医生实行一体化管理,让基层医疗发挥作用。

  如今,承担健康保障职责的李彦,每个月有1800元的固定收入。而在此之前,他唯一的收入是出诊费和药品差价,还要向上级主管部门缴纳费用。出一次诊只赚四五十元,有时连给摩托车加油的钱都够不上。吊瓶要七八十元,农民得一次感冒要花费好几百元。他就给对方开中草药,几元就能搞定。遇上家里付不起的,他也摆摆手,让对方先把账挂上,有钱再还。

  最困难的时候夫妻俩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才1000多元,勉强能够管饱一家人的肚子,但孩子的衣服只能捡别人家剩的穿,妻子想吃5元一斤的桂圆,也只能想想。

  卫生室原先设在位于山坳里的村委会旁,土坯房经不住风吹雨淋,终于在大雨的冲刷下倒塌。李彦和另外两个村医合计,每人从紧巴巴的诊金中掏了4000元,在7个村民小组赶墟必经的路口,修了一栋砖瓦结构的新卫生室。

  新卫生室修起来了,村庄却在慢慢凋敝。出去打工的人多了,广昌县是“物流大县”,同村年轻人也多从事这行,“全国各地都跑,远的都到了新疆、西藏”。

  春节一过,村里就没了多少人气。即使是周末午后,主干道旁一排排修葺一新的楼房也房门紧闭,只有几只芦花鸡悠闲地走到水泥路上,晒着太阳。

  随着一起淡漠的,还有曾经的人情味儿。从七八岁起,年幼的李彦就帮着父亲鼓捣中草药,常常有被父亲救治的病人前来感谢,拎着攒了好几天的鸡蛋。改革开放取消了粮票后,逢年过节他们家吃的猪肉总比别人家多几斤。就算有人挂账,一旦卖了粮食收了钱,就很快过来还债。等他自己做了医生,家家户户都认得,每逢红白喜事都会把他们夫妻请过去,热热闹闹的。

  李彦不记得从何时开始,有人来看病,理直气壮地说“我都给你钱了,你还不帮我看好?”还有人质疑他“你会不会看?这个药是不是假的?”李彦感觉很无奈,“看病不是你给了钱就能看好,不像去餐馆给了钱就能管饱。”

  他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自己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进修时,老师教给他一个秘诀:如果有人不相信你,就要说自己什么都会,让对方放心。“但现在就算感冒发烧,我都说看看试试,说话要很小心了。”

  当年和李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多转行,外出打工、下海经商、从政为官。邻村的村医,有的早已抛下这份工作,也有兼职着其他副业的,种田、养猪、种果树,“不然生活不下去”。

  他的生活甚至有些乏善可陈。他看不惯村里的年轻人一年忙到头,赚了钱就回家赌博,赌输了再借债种田、打工。他不会打麻将,也很少看电视,有时间就看看医学书。

  20多年来,他几乎没离开过这个村庄,连远门也没出过几趟,“太忙了”。

  他忙着学习,“不管这病治不治得了,我总要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哪儿有培训班,他都自费去进修,再把新技术带回村里。在那里遇到同行的机会很少,“一个县也来不了一两个”。

  令他高兴的是,去年冬天,进村的水泥路终于全部铺设完毕。他还给摩托车专门安装了一个挡雨棚,“买的是最好的料”,晴天雨天照样出诊。

  大儿子高考选志愿,不顾父母的反对,报考了广西一所大学的中医药专业。如今快毕业了,出去实习没有薪水,干的工作却不比他少。

  儿子劝说他们,以后会有很大的保健医疗需求,妻子被说动了,“他是年轻人,更有眼光。”但是她不希望儿子回来,“要是能靠他自己的努力,留在大医院工作就好”。

  至于李彦自己,不是没想过去外面闯闯,但他又摆了摆手,哂笑着说“去了外面没有人认识我”,“再说我又残疾,别的也干不了”。再追问,这个不会讲什么大道理的男人才说:“这么多人找我看病,还是不好意思抛下。”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江山

用户名: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如果看不清验证码,请点击验证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