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子罗箭回忆父亲:“打黑”公安部长罗瑞卿

发布时间:2009-11-29 00:38 |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2009年第45期 | 查看:265次

  11月2日,北京,初雪映日,在安慧北里一个僻静的军队家属院,站在记者面前的罗箭少将儒雅温和。

  罗箭,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长子,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原副政委。

  父亲的起起落落,让罗箭也难以置身事外。当父亲出现在他的记忆里时,他的眼神会注视着客厅的墙上:开国大将罗瑞卿的黑白照就在眼前。

    罗瑞卿上任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与周士第一起,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

  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 罗箭说,“我父亲说还是想跟着部队打仗”。罗瑞卿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

  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

  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然而,罗瑞卿面临的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

  “解放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很多人受到一些反动势力的影响还是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

  罗箭说,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

  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

  “刚建国的时候,在北京的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另外,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另外就是禁毒,我父亲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

    “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北京的妓院在明清时就已经有了规模,集中在八大胡同。1917年,北京注册妓院达391家,妓女3500人,私娼估计不下7000人。日占时期,北京平均每250名妇女中,就有1人是妓女。

  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我父亲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一场结束二千多年恶俗的封闭妓院大战就此开启。

  1949年11月21日下午5时,罗瑞卿向封闭妓院行动组发出了“立即行动”的命令。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执行纪律,包括不得与妓女调笑或受其勾引,不得有讽刺、看不起的态度;不得接受任何贿赂或任何款待等。

  “我父亲用打仗的办法来指挥行动的。首先是包围,先派人在妓院周围形成包围圈,由便衣和民警实施戒严,不许有其他人员走动,防止坏人破坏。然后,把老板、嫖客和妓女集中在院子里或大屋子里,宣布立即封闭妓院的命令。之后,把妓院里的一些帮工和伙计、茶房、女佣也集中起来,登记在册,实行遣散回去的政策。对于嫖客,经过检查身份和登记,教育后也当场释放。”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他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他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罗箭说。

    首倡“人民警察”

  人民警察(简称“民警”)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罗箭说。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了。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了”。

  “我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

  “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重庆市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的二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

  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

  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能,能。”

  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

  为保卫毛主席,50岁学游泳

  早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就担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一路保卫党中央;抗日战争时期,罗瑞卿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曾领导开展锄奸侦察工作,显示了卓越的保卫工作才干。

  1929年3月,罗瑞卿从上海到闽西参加当地的武装斗争后不久认识了毛泽东。罗瑞卿身高1.82米,比毛泽东还高1厘米。在一次干部会上,毛泽东注意到身材和自己相仿的罗瑞卿问到:“你是北方人吧?”?罗瑞卿回答:“我是四川南充人。”毛泽东说:“川湘子弟身材大都不高,可你我都是‘长子’(高个子)。”于是,罗瑞卿便得了“罗长子”的雅号。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的忠实追随者和忠诚卫士。毛泽东曾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在和平年代,毛泽东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毛主席对罗瑞卿说,“高级领导的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好。”“主席的这句话,对我父亲来说压力是最大的。”罗箭说。

  然而,建国初期还是遇到了两件事,毛泽东为此很严厉地批评了罗瑞卿。

  一件是陈毅在上海遇险。“陈伯伯当时在上海当市长,在礼堂作报告,国民党派来的杀手跑到了舞台上面,在幕布后面准备下手,幸亏被人及时发现。”另外一件是叶剑英在广州两次遇险,叶当时任广州市军管会主任。

  “这些事成了我父亲心中的重担。他其实最担心的是主席的安全,主席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这不光是跟的问题,好多事情他事先都要做好的。”

  每年的五一、国庆游行也是罗瑞卿最忙碌的时候。那些活动毛主席都要参加,父亲时刻都要站在毛主席身后,负责安全保卫。“警卫工作进行详细周密的准备好了之后,我父亲才坐着车到中南海请主席,陪主席上天安门。所有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充分。”

  1959年6月,毛泽东去长沙,要游湘江。“父亲不会游泳,但为保卫毛主席,他在50岁时学会了游泳。”

  “父亲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要紧张一辈子。但是父亲从没有说过。”

  三次大难不死

  罗瑞卿生于1906年5月31日,出生时母亲难产。在医疗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母子平安。但是,在罗箭看来,真正磨砺父亲的是此后的三次“大难”。

  1927年8月2日,“父亲从九江回武汉寻找党组织,得了斑疹伤寒。父亲先到教会医院治,治了一段时间没钱治病了,教会医院又把他扔出来了。四川会馆有个熊师傅很好心,每天喂他点米汤。”原以为会等死的罗瑞卿,身体慢慢地好起来。

  1931年在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的观音崖战斗中,罗瑞卿拿着望远镜站在山头上指挥作战,“他个子高,被敌人发现了”。子弹从24岁的罗瑞卿的脸颊下部射进,穿过口腔飞出,左侧的颞颌关节被击穿,子弹从太阳穴下面出来。罗瑞卿伤势相当严重,血涌不止。“左侧太阳穴下面一个动脉血管大出血。红军医生叶青山,从兜里掏出个银元来,压着伤口,再用纱布缠上,慢慢将血止住了,然后叶青山劝他做了手术。”

  “当时,很多人以为我父亲不行了,已经找人给他做棺材。”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毛泽东说:罗瑞卿是阎王点了名都不去报到的人。

  这次大难不死也让罗瑞卿得了个“咬牙切齿”的外号。“因为颞颌关节复位时没有抬起来,影响了罗瑞卿的咀嚼功能,颞颌关节张不开。好了后,总给人咬牙切齿的感觉”。

  35年后,罗瑞卿面临的最后一次大难与战火无关,却比战火的伤痛更让他饱受折磨。

  新中国成立后,罗瑞卿身兼多职,最多的时候,担任党政军五个要害部门的13个职务。一些人把罗瑞卿看成是心腹大患。1965年底,罗瑞卿被林彪等人诬陷,受到错误批判。1966年3月,公开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斗争。3月18日,罗瑞卿从三楼窗户纵身跳下,自杀未成,脚跟粉碎性骨折。这又被认为是“自绝于党和人民”,遭到更残酷的迫害,甚至被抬在筐里接受批斗。在以“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导原则下,他的腿没有得到较好治疗,胫骨被锯掉,股骨头被去掉,造成了终身残废。从此,他只能拄着双拐艰难地行走。

    “72岁,要当27岁过”

  1975年,邓小平主持了军委工作,罗瑞卿担任中央军委的顾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同志逝世,“父亲坚持不让我们搀扶,他的双腿刚刚能站立,他拄着双拐挪到毛泽东的遗体旁,久久地端详,泣不成声。后来,他只要经过天安门广场,总要让司机减速,艰难地从座位上起身,朝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恭恭敬敬地行个军礼。这不是演戏,是他发自内心的敬意”。

  1977年,罗瑞卿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军委常委。

  “父亲以72岁高龄坐在轮椅上工作。他的桌上文件卷宗堆积如山,办公室里电话不断。他夜以继日勤奋工作。他常说:‘我今年72岁,要当27岁过’。”

  然而,罗瑞卿腿疾却越来越严重。“父亲一度住进301医院,我和两个弟弟就轮流在医院陪守”。中央决定让罗瑞卿去西德手术治疗,他也决心一定要治好腿。

  德国波恩时间1978年8月2日7时手术进行,12时手术成功,后因心肌梗塞罗瑞卿不幸逝世。“去德国治腿是我母亲陪着的。我们在北京,使馆发回的第一个电报告诉我们手术成功,父亲已经醒了,没多久打电话又告诉我们,父亲去世了”。

  罗箭回忆父亲:

  七个孩子都不怕父亲

  许多人都觉得我父亲很严肃、不苟言笑,工作之中很多人都怕他,其实对家人来说,他是一个慈祥的父亲,我们七个孩子没有人害怕他。

  我小的时候,没记得父亲打过我们,也就是和我们讲讲道理。人家都讲严父慈母,但是在我们家扮演严厉角色的是母亲。平时父亲工作太忙,我们没有什么机会见面。一般的时候也就是晚上吃饭的时候能够聚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都等着爸爸回来吃饭,吃饭的时候是全家最高兴的时候,无所不谈的时候。

    罗箭自述:

  快乐的1950年代

  我最快乐的时候是五六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不仅我家庭快乐,国家也很富有朝气,中共八大前后,经济发展很好,党内民主也好。每年我们都跟着大人一起活动,夏天北京很闷热,主席他们都到北戴河去开会,研究问题,正好也赶上孩子们的暑假。他们在开会,我们就在浴场游泳,李敏、李娜、还有刘少奇等领导人的孩子……我们都聚在一块儿,天天游泳,没有隔阂。(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付宝/北京报道 本刊实习生滕达对本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吴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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