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78级:一群人与一个时代的法治变迁

发布时间:2018-12-25 21:35 | 来源:民主与法制网 2018-12-24 13:25:37 | 查看:1400次

  1978年10月,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改革开放的钟声即将敲响。一群刚刚放下锄镐、钢枪和铁锤钢钎的年轻人,通过参加高考,从田间、工厂、部队、机关汇聚到重庆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后改名为西南政法大学)。

  告别四年的大学时光,他们带着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使命和重任,从这儿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2018年,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基本建成,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成为治国方略,法治中国已经深入人心时,人们才发现,这群与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开放时代一起起步,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程一路前行的年轻人,已经用“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西政精神,撑起了中国法学界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名字在今天光芒夺目——20多位大法官、大检察官,多位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数十位影响中国法学的学者,创造了中国法律界的“西政78级现象”。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循着这些法律精英的足迹,解读“西政78级现象”,看他们如何引领法治思潮,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步伐。

  一段“激情燃烧”的学习岁月

  1978年,是中国的法学教育开始全面恢复的第一年,接到西南政法学院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尽管面对“政法系” “绝密专业(后改为法律专业)”等字眼儿一脸懵懂,龙宗智还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鼓舞。

  这个西南政法大学曾经的校长,在高考前是一个服役八年的老兵。此前,他刚刚从驻四川某集团军被调到北京总部防化学院担任军事技术员。刚到一个新单位,屁股还没有焐热就要离职上学,龙宗智心事重重,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好意思向领导开口。在读大学和继续留在部队服役的问题上,他第一次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最终,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促使龙宗智向组织上坦诚相告,终于获得了学院领导理解并获得批准,同意他退回原部队上大学。从北京返回四川的列车上,当列车穿越秦岭进入四川,他顿时有了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等回到部队、办完所有手续、马不停蹄地赶到西南政法学院报到时,已经是12月中旬了。

  “当时学校都开学两个多月了,按照规定我属于放弃入学资格,已经不能入学了。学校最终了解到我的情况后,还是为我开绿灯,办理了入学手续。”龙宗智回忆说。

  这段曲折的入学经历,使龙宗智有幸成为西南政法大学78级法律系最后一位入学的学生。

  和龙宗智有同样困惑的,还有已经是重庆著名律师的韩德云。他在自己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报考大学的报名表底稿上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四川大学中文系。原本酷爱历史和文学的我,并不知道‘政法’为何物,更不知道‘绝密专业’的玄机意味着什么。历史老人和我开了一个小玩笑。”

  韩德云的78级校友,刚刚从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厅长职位上退休的袁其国和他有着相同的命运。

  “你的高考成绩相当好,完全可以上北京大学法律系。不过,你第一志愿既然报了我们西政,我们十分尊重你的志愿。”这是一路鞍马劳顿,从宁夏辗转甘肃、陕西最后到达四川的袁其国到学校后,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师跟他说的第一句话。这番话把袁其国浇了个透心凉,以致在开学后的前几个月,他都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不知法律为何物也好,满是遗憾也罢。他们那时并不知道,当年全国的考生共有610万人,仅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不足7%,而当年全国法律本专科一共只招收了729人。

  事实上,西政78级学生的遗憾更多来自对学校校园的失望。

  许多西政78级学子至今仍记得入校第一天的情形:学校门前的土坡由于下雨后的泥泞致使满载学生的卡车轮子悬空打转,无法入校,最后学生只得下车步行入校。

  “危楼听课,泳池开会,竹棚练身。踏过多少泥泞路,占过几回‘日光灯’,‘稀烂’真味常领略。”这是西政78级学生最熟悉的一首打油诗,是西政当年校园之简陋的真实写照。

  著名法学家,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顾培东回忆起当年入校经历时的感受说:“我当时刚从苏北的小县城出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面对破破烂烂的校园,仍然一脸茫然。”他在板报上,一笔一画地写上“稀烂”“怎法”“学怨”六个大字,以表达自己当时失落的心情。

  艰苦的学习条件并没有浇灭西政78级学生渴望知识的激情。

  当重新回到教室、听那些不再熟悉的课程时,许多学生激动得流下泪水,“有一种恍然隔世和人生如梦的不真实感”。龙宗智回忆起重新走进课堂的一刹那的感觉时说。

  在龙宗智的记忆中,起初的法学教学,没有教材,都是用老师的讲义,还有一些小册子,大家课堂记笔记。直到三年级,才用统编教材。由于专业叫绝密专业,连教材都是机密,课程结束后要回收。

  顾培东回忆道:“我们一般早上六七点就起床,进行课前预习,做提纲,课后总结。一般情况下,没有教材的,笔记从头到尾记。四年下来,笔记有几十本。笔记记得详细的同学,‘此处老师咳嗽了一声’‘此处老师喝了一口水’,连这个都记下了。”

  为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很多学生上完晚自习之后还要在教室里继续学习。以致老师出于对学生的关心,顾及同学的健康,不得不下了一道死命令:晚上11点无论教室还是宿舍必须关灯!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拦住同学们如饥似渴的夜读,有的借走廊过道的灯光,有的倚靠卫生间的光亮……形成了西政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一次“意外的”集体亮相

  在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政78级学生都在为推动法治建设,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奉献自己的力量。

  2001年,《中国青年》杂志评出“影响中国的100位年轻人”,其中法学界只有两人,贺卫方名列其中。巧合的是,两人都是西南政法大学78级学生。自此,西政78级开始进入社会公众的视野。

  在百度百科中,对贺卫方的表述标准版本是这样的:贺卫方,男,1960年7月出生,山东省牟平县人,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1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1992年被聘为副教授,1999年被聘为教授。1993年6~7月美国密执安大学、1996年6月~1997年1月哈佛法学院访问学者。担任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全国外国法制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张建田和贺卫方同是西政78级9班同学。曾经在中央军委法制局工作,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十九大前夕,因约稿《军事法治建设这五年》一文的发表和《民主与法制》周刊结缘。在他看来,这位曾经在学校名不见经传的同学对中国法治建设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他的那篇《复转军人进法院》的文章。

  正是这篇1998年年初刊登在《南方周末》上的文章,让贺卫方开始在大众传媒的层面上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也正是从这篇文章,人们开始逐渐认识这位敢于直面中国司法现状、不愿躲在书斋里不闻天下事只读圣贤书的学者。

  文中,他提到一个著名的观点:法官和医生这两个职业很相似,“为什么不把没受过医学训练的人放到医院当医生,而把没有受过法学训练的人放到法院当法官?”这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司法系统人才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此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军方和法院系统的强烈反应和巨大压力,《南方周末》甚至为刊登此文而致歉。然而贺卫方并未因此而“逃回”书斋,不问世事。

  相反,关注司法现状成为他关注中国整个法治状况的路径和突破。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人们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感受到他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的不懈努力。自1998年开始,他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都不下30场,几乎是不到半个月就有一场。与此同时,一大批关注现实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并最终汇成学术随笔集《法边余墨》《具体法治》以及《运送正义的方式》,这在一向偏好长篇大论、不屑于其实也不善于挥洒自如的小文章的中国法学界颇显“另类”和难得。

  正是贺卫方等学者持续不断的奔走呼吁,2001年6月3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法官法、检察官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它对改革开放未来20年我国的法律职业化乃至整个法治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贺卫方等两位西政78级青年法学家获得“影响中国的100位年轻人”殊荣的同时,另一位西政78级学子猝不及防地闯入公众的视线。

  2001年4月,国务院任命胡泽君为司法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公开资料显示,胡泽君是重庆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师资班哲学专业。四年后又一气攻下该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胡泽君顺利留校当助教、副教授,并担任了该校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的女性党委书记。在校期间,胡泽君著有《试论魏源的变法思想》《荀子法律思想中的礼、法、刑》等专业著作,是名副其实的“专家型领导”。 

  1995年,在学院奋斗近十年的胡泽君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从西政这个小平台步入了官场的大舞台,开始了她的仕途之路。

  当时,司法部政治处升格为政治部,主任由副部长肖建章兼任。为充实有专业背景的人员,时任司法部部长肖扬提出要从司法部直属的五所政法院校当中挑选副主任人选,胡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任命(正厅级)。 

  胡在司法部工作期间,历经肖扬、高昌礼、张福森三任部长,她协调能力强,行事低调,为人公道,颇受肯定,是典型的“实力派”。

  2004年,在法律圈发展颇顺的胡泽君意外离京南下,出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一职。

  在她担任组织部部长期间,广东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都悄然发生了变化。

  2004年的广东,“公选”已经不算一个太新鲜的名词。胡泽君对这种“竞争性选拔干部”的方式也是情有独钟。在她的力推下,广东“公选”    将触角从省内延伸到了全国。2008年,广东省市联合公选100名优秀年轻干部,笔试在北京和广州同时开考,吸引了全国6000多名报名者,让“孔雀东南飞”的盛况重现广东。

  除了选拔,对于干部的使用和考核,胡泽君在任期间也是频出实招。2009年,广东出台《广东省市厅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评价指标体系及考核评价办法(试行)》,打破了以往“一刀切”的考核办法,淡化了GDP总量的考核,体现了全面发展的要求。

  2010年,胡泽君接替已逾65岁的张耕,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正式进入正部级高官行列。

  在最高检任上,胡泽君重视反腐败工作。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她作客新华网两会特别访谈,表示检察机关坚持反腐败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她披露,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155269件、208306人。与十八大前同期相比,立案人数、起诉人数分别上升17.4%、10.4%,升幅创历史新高,形成依法反腐的高压态势。

  2017年4月,胡泽君履新审计署,成为审计署第六任审计长和首位女审计长。

  胡泽君仕途的“强势成长”,让法学界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关注西南政法大学78级:朱孝清、王卫国、张鸣起、阮齐林、蒋庆、梁治平、王敏远、陈泽宪、于安、徐国栋、赵旭东……这一大批西政78级才俊的崭露头角,被称之为“西政78级现象”。78级校友入校30周年纪念时,有统计表明,这一级学生中担任省部级领导职务的有14人、厅局级领导约100人、知名的法学学者近100人。

  一簇“会思考”的芦苇

  随着西政78级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西政78级这个群体也开始反思当年的78级有哪些特点值得总结。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也就是说,人是脆弱的,好比一株芦苇;同时人又是强大的,人之为人,最闪光之处在于思考,人类的思考使弱小的人变得强大了。

  在经过反复的求证后,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78级的质疑、讨论和争论是西政78级留给西政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西政78级在校期间,正是一个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狂飙时代,在人文荟萃、理想升腾的校园里,人们言必称国事、天下事,行必反思、批判,青年学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国家,民主与法制恢复重建伊始,学生们自由结对讨论案例,自办刊物,自办法律顾问处,还发起了人大代表的竞选活动,其热烈程度并不逊色于当时电视上所见所闻的西方议会辩论和总统选举。

  顾培东当时就在学校办了一个叫《争鸣》的墙报,是钢笔写的,直接张贴在通往教室和食堂的“必经之路”上。据顾培东回忆,法学的非法学的,都可以在上面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激烈交锋。当时蒋庆、王卫国等很多学生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像蒋庆的《雷锋精神与奴化意识》《回到马克思》《论毛主席的功与过》就是首先在这个墙报上发表的。顾培东当时也写《社会主义也有经济危机》的文章发表在上面。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在当时看来真的惊世骇俗,影响非常大。

  在校园可看法学杂志种类稀少的当时,这些墙报后来发展成为学生自由表达思想和看法的平台,成了西政校园里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有一段时间,端着饭碗,看着教室和食堂通道红砖墙上张贴的各种“大字报”一样的文章,成了西政学生的一种享受。

  当时,西政法学教学采取的是启发——指导——讨论的三段式教学模式。于是,讨论课对78级同学的普惠作用,一点也不逊色于名师名校。“一个阶段的学习下来,经过讨论分析,很快就弄懂弄通了知识点。一门课开下来,经过讨论,融会贯通,脉络清晰。更重要的是,这门课太锻炼同学们了,逼着你去列思维要点,逼你把问题阐述、表达清楚,逼你掌握雄辩技艺,逼你克服羞涩,讲规范的普通话……总之,讨论课让我们终身受益。”张建田回忆说。

  1979年,新疆发生一起特殊的杀人案。案情很简单:年轻貌美的江浙女子蒋爱珍响应党的号召,到新疆石河子农八师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9年遭到所在团队某些领导和同事无端陷害,被污蔑为“乱搞男女关系”,于是受到一连串的跟踪、监视、讯问、侮辱……她向上级申诉、辩解得不到公正处理,反而招来报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她写下遗书拿起枪报复陷害者,先后打死3人,被以“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

  该案在78级的同学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回忆起当时讨论的情景时,顾培东说,对于如何依照法律对蒋爱珍进行处理在78级中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

  “当时我拿着几张讲义,又到图书馆借了几本前苏联研究犯罪构成的书,经过分析后我得出的结论是她属于义愤杀人,可以从轻处罚。但是蒋庆等同学就认为她杀人属于正当防卫性质,应当免予处罚。”顾培东回忆道。

  这次讨论后,连任课老师都不得不佩服78级学生敏锐的思维、探索真理的勇气和超强的理解力:“刑法课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知道从犯罪构成的四要件——犯罪的主体、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进行分析,而且连义愤杀人等被害人的过错、正当防卫等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案件的处理中。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由于蒋爱珍案广泛的社会关注度,最终蒋爱珍被终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此后,但凡重大案件,比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同学们当时所看到一系列中外电影《摩登时代》《法庭内外》中的内容和情节,都会成为78级法律本科生批判和思索的热点、焦点。

  “每一堂课、每一个单元都要讨论。而且经常辩论得面红赤耳,也没有结果。以至于连旁边的外语学院的学生都认为78级的学生爱吵架。”顾培东回忆。

  值得称道的是,78级学生在学校养成的质疑和思辨的传统一直沿袭至今。

  2015年7月,《法学评论》杂志发表了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勤国的论文《法官自由心证必须受成文法规则的约束—— 最高法院〔2013〕民申字第820号民事裁判书研讨》,以商某股权纠纷案为蓝本,对绍兴中院、浙江高院、最高法院的判决进行了批评。8月4日,最高法院法官何帆晒出判决书照,证明孟勤国实为商某败诉方的代理人。虽然孟本人后来声明,其“没有丝毫辱骂法官的含义,若有误解纯属巧合”,但贺卫方等人认为孟文用词欠妥,由此在学界形成了“挺孟派”和“倒孟派”。《南方周末》2015年8月13日刊登《一篇论文砸出法律界混战》指出,有学者批评司法不公并不鲜见,但这个事情有些特别:一位法学教授将自己代理的案子写入论文中,并批评该案判决不公。或许,我们会在之后形成对某种学术期刊、对司法裁判的评判伦理。这有利于法治进步,也有助于法治共同体的成长。但在78级“只议风花雪月,不谈国是政事”的微信群里,一时间不守群规的大有人在,更是硝烟弥漫。78级校友,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敏远急忙打圆场说:“很多人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普遍水平不高。但判决书写得糟糕与判决结果错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一群推动中国法治前行的耕耘者

  谈到西政78级,有一个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的。那就是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当今家喻户晓的首席大法官。

  周强就读的78级7班是个出知名人士较多的班级,诸如梁治平、白泉民、毕志强等。即便如此,周强仍然是其中佼佼者。

  公开资料显示,周强,男,汉族,1960年4月出生,湖北黄梅人。曾任司法部法规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部长办公室主任、法制司司长。1995年调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任书记、常务书记。三年后的1998年,38岁的周强当选团中央第一书记。2002年起,担任中共十六届、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2006年9月,周强从北京调至湖南,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副书记;随后,被选为代省长。历任省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等职务。他担任省长一职时是当年全国最年轻的省长。在湖南任职期间,法学专业知识扎实的周强,向湖南展示了“法学家治省”的决心,从查处“郴州特大腐败窝案”到将省辖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清单”公之于众。特别是促成全国首次全面规范政府行政程序的地方性立法——《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2008年10月1日起施行,使人们看到了依法治省的创举和希望,也看到了第一个吃螃蟹者所具有的法律思维和“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胆识。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后,周强面临新的挑战。2013年3月1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周强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昔日同窗的江必新、景汉朝、杜万华等人一同肩负人民的期待,掌管共和国的司法大权,在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努力开创人民法院工作的新局面方面作出不懈努力。

  当法院工作开启周强模式,困扰中国司法多年的执行难问题开始破冰,并进入全面解决执行难问题攻坚阶段;多年止步不前的司法改革开始迈大步,审判责任制改革、员额制改革、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步步为营;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一批长达数十年无法纠正的冤错案得到纠正,人民群众开始从一个个个案中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司法公开成为一种常态,审判文书公开、庭审直播……一系列措施让司法变得越来越透明。

  2018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以超过94.77%的赞成票,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这是自1990年实施按表决器审议“两高”工作报告以来,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获得赞成票最多的一次,表明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跃上了一个新高度,赢得了越来越多全国人大代表的“点赞”! 当人们为最高法成绩击掌喝彩时,周强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看到差距,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成绩面前要永远谦虚,在人民面前要永远谦卑。”

  据张建田统计,在西政78级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那就是五班现象。该班37人中竟然有16人大学毕业后从事审判工作,法官人数占了“半壁江山”,故被戏称为“法官班”。周强在最高法院的两个搭档江必新和景汉朝都出自五班。

  个人简历显示,江必新1956年9月出生,湖北枝江人,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1985年1月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中国法制史专业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同月进入最高人民法院,历任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副院长等职。

  在进入最高法院工作前,2004年5月至2005年2月,江必新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党组书记;2005年2月至2007年12月任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2012年11月任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先后著有《行政诉讼问题研究》《行政诉讼疑难问题探讨》《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等著作40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1999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2005年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在谈到江必新时,顾培东说:“他是中国法律界少有的‘双栖明星’。审判工作和学术研究两不耽误。尤其是学术成果之丰富,一般学者都难以企及。”

  同江必新一样,景汉朝也是一位学术研究与审判工作实际并行不悖的实践者。

  景汉朝西政毕业后,谢绝母校的挽留,来到石家庄邮电专科学校当了一名从事法学教学工作的教师。1984年调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从书记员做起,28岁当副庭长,32岁当庭长。1994年选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三年后又被调回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任副院长,分管经济审判、执行和法官教育工作。在省级法院领导岗位上,他依然重视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先到北京大学读了硕士,又回到西南政法学院读博士。虽然一直在实践部门工作,但始终与学术研究有着不解之缘,著述颇丰,成果显著,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经济合同法审判实务》《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中国司法改革策论》《平衡:公正与效率司法改革演讲录》等著作多部,并多次获奖,被学界和媒介誉为“实践的思考者”。

  2002年12月,中国法学会“第三届全国杰出中青年法学家”评选揭晓,时任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的他脱颖而出,是获奖人中唯一来自司法实践第一线的人选。

  2006年11月,景汉朝调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2009年6月,转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在此期间,他对司法改革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被海外媒介称为“专家型法官”“司法改革的理论家和实践家”。

  不仅庙堂之上,在一线西政78级学生中同样涌现出了大量耀眼的明星。

  曾任云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时任云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总队长蒋平就是其中一位。2007年,昆明市原副市长胡星潜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没有加入国际刑警组织,与我国也没有签署引渡条约的条件下,他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与新加坡警方交涉,和胡星周旋,最终成功将其劝解回国,被传为一段佳话。

  1999年澳门回归电视直播时,一个集军人、法律工作者和澳门驻军法起草人员于一身的女嘉宾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她就是西政78级唯一的女“将官”——宋丹。她侃侃而谈澳门驻军法的起草过程、规范内容以及起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使观众不仅了解了澳门驻军的必要性,也记住了这位入伍30年、为驻澳部队提供法律依据作出贡献的西政学子。

  如果说西政78级是一串宝石项链的话,毫无疑问,西政78级中那些耀眼的“明星”,就是一颗颗宝石,正是他们在法治的天空中绽放着光芒,影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而宝石之间镶嵌的珠子,就是78级学生中一个个普通的法律人,他们同样是推动中国法治发展的中坚力量。所有的西政78级一起,共同见证、参与和推动着4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不断迈向新高度。

  |采访手记|

  拜见龙宗智之前,希望他能更多地讲述自己作为西政78级精英群体中的一员,推进司法改革的故事。因此,对他创立的“刑事诉讼双重结构”理论与司法改革及司法活动中的“相对合理主义”在国内法学界与实务界有相当影响的事实做了大量功课。

  然而,见面后他更多地提及的是西政78级这样一个精英群体。他们感恩时代,是改革开放把民主与法制作为主题词,给了西政78级一个机遇。让被“文革”耽误的一批人,有了一个施展自己才能和社会时代同命运这样一个机会。

  作为曾经的西政校长,这群人是他引以为豪的办学成就和标杆,也是后来西政学生追寻的榜样。他希望,由“西政78级现象”提炼出来的“心系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的西政精神能够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拜访顾培东,是在第二天上午。尽管他很忙,采访一再被电话和微信打断,他儒雅的风度,深邃的见解,还是很快将记者带入了对“西政78级现象”的思考。

  顾培东认为,“西政78级现象”的形成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这批学生本身经过“文革”,尽管他们经历不一样、年龄不一样,学习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望前所未有,很难用语言来描述,跟高考这种功利性的学习和拼搏完全不一样。二是学生基础,好多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有些甚至是老三届,经历丰富,社会阅历很丰富,对法律这门需要相当多社会知识支撑的学科来说,这帮人综合素质是比较好的;对理解法律、理解社会,理解政治、理解底层老百姓生存的状态,是有优势的。三是当时三无,没有系统的理论、法典和教材,但教基本原理,对每一门学科都有比较系统化的理解,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把握。跟教法条是不一样的,掌握一门学科的原理,比掌握这门学科的知识更重要。掌握原理比掌握碎片化的知识更重要,这一点是一辈子受用的。四是学生和老师串门,完全像一家人一样。坦率地讲,大多数教师的教学水平并不高。学生对问题的认识,敏锐度甚至超过老师;老师也荒废了多年,都是重新捡起来。可以说,我们和老师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在顾培东看来,“西政78级现象”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特定的条件、特定的基础下造就的这样一个特定的群体,不可复制,也不会再有。

  但是,经过这几次采访,从他们身上,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西政78级423位同学普遍具有的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忧患意识以及独立思考、求真务实的可贵品质。如果在这次采访前,有人将西政78级成功的原因总结为“时势造英雄”这5个字的话,我不会反对。但是,现在我认为该重新寻找答案了。

  本社记者 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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