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在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经验的理论总结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离不开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溯源。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才能够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结合，才能不断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国内外思想界与理论界却存在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恶意歪曲、中伤甚至是否定，对坚持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严重影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40 年前改革开放的艰辛起步，最为重要的理论工作就是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这是改革开放一往无前走向胜利的重要理论保障。40 年后的今天，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认识，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性的认识，深化对毛泽东精神的提炼与把握。

当前国内外学界在关于毛泽东研究的问题上，存在着一股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这一思潮在关于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上主要采取虚无历史的操作方式，以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毛泽东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与实践活动。其实，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沉渣泛起，绝非是单纯针对毛泽东个人的否定，也并非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性或学术性问题，它在本质上蕴含着特定的政治诉求，其寄希望通过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否定，进而抽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历史性根基，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合理性。

（一）维护和捍卫毛泽东历史地位是建构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极端重要工作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谱系中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从横向逻辑线索来看，毛泽东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创始人。捍卫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实也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捍卫。正如邓小平所言，否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其实就否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从纵向历史线索来看，毛泽东及其时代在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谱系中是不容替代的重要一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最重要的成就，便是改写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实现了求索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孜孜追求的“站起来”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毛泽东及其时代是贯通中国以往历史发展逻辑与未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走向的关键环节。正如美国著名新闻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在 80 余年前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所敏锐观察到的那样，毛泽东是整个时代的一个丰富横断面，是要了解中国动向及其原委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资源与政治谱系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象征性存在，代表了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性根基，也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作为 20 世纪革命时代的一个丰富横切面。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所具有的上述象征性意义与价值，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惜穷尽一切办法去攻击、歪曲毛泽东———从低级版本的所谓“鲜为人知故事”的杜撰，到所谓高级版本的对毛泽东理论与实践的贬低，其最终目的不外是以毛泽东为否定性中介，进而完成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向的否定与歪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展开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其中之一就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同削弱、否定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因此，科学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攻击与否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价值。

（二）必须从多重线索、多元维度出发把握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因为这种历史地位的形成背后所呈现出的历史内在必然性，使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寄希望通过单纯的歪曲、攻击来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做法，成为一件超越历史内在逻辑必然性的理论妄想。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是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正因为毛泽东个人身份的多元性——政治家、哲学家、军事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以及毛泽东领导实践运动的复杂性——扭转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书写“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人间奇迹等，使得衡量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成为考验历史与时代的重大问题。正因为上述多元因素相互交织所形成的复杂关系格局，使得在把握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过程中需要超越单一化思维模式的限制，需要多重线索、多元维度出发，完整而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

一者是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线索出发把握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在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之下，重塑中华民族的主体性身份和完成求索国家富强的任务。近代中国以被动姿态遭遇西方现代化的冲击，在落后就要挨打的现实境况下，学习西方也就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但近代中国寄希望学习西方的方式来实现国家富强的操作方式，在现实展开过程中不断遭受失败的困境。毛泽东后来将这一悲惨境遇概括为“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时代之问。这一时代问题的求解，正是通过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实践加以解决的，即毛泽东通过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真正完成了一直拷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站起来”的问题。

二者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发展线索出发把握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始终面临一个核心问题的考验，即源自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如何在现实实践的展开过程中正确处理经典理论普遍规定性与民族国家实践个性化冲动之间的张力关系。过分推崇经典作家的理论设想而不敢越雷池一步，拒斥现实实践的变动性而运用理论裁剪现实，必然会导致滑向教条主义的误区；同样，过分强调民族国家实践的特殊性，而拒绝经典理论的指导地位，则必然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泥潭。如何在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之间构筑恰当的张力关系，这是考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大难题。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较为典范性贡献，一方面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基本规定性；另一方面又高度重视从现实变动的实践出发，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呈现。

（三）以扎实学术研究铸牢支撑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基石

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能停留在所谓标签式的对话，即简单地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贴上唯心主义的哲学标签或意识形态错误的政治标签。回应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否定，必须以扎实的学术化研究为支撑，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阐释清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及其贡献。例如，历史虚无主义在否定毛泽东历史地位的操作中，经常以建国以后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为例，以绝对否定方式来对待这一段历史时期，错误地贬低、否认传统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所取得的成就与积极意义。回应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深入扎实的史料分析、理论阐释，科学建构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具体成绩以及深远意义。通过扎实的学术分析，不仅讲清楚毛泽东时代探索性实践的伟大成就，而且要以更加宏大的历史视域，将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性实践与当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互关联，从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回溯毛泽东时代的探索性实践，为科学分析、认识与把握这一段实践提供更加客观、理性的审视距离。

当然，从学术层面夯实捍卫毛泽东历史地位，必须要科学认识到，毛泽东研究领域的扎实学术研究，绝非是一个抽象思辨的过程，它需要建立在对史料的全面占有、科学分析与理性运用基础之上。当前，必须要高度重视前一段时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这是关于建国以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的全景式再现，其中公布了大量一手的珍贵的文献，对于重构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思考情境及其理论与实践变动等情况，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于毛泽东晚年实践的诸多错误论断，都可以直接援引年谱中记载的详细一手档案材料加以批驳。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需要着重注意三个关键词：一是“结合”，二是“实践检验正确的”，三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境阈下，如何从全新的历史语境中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构筑毛泽东思想的当代“出场”方式，是当前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大重要问题。

（一）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的界限

何谓毛泽东思想、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这一命题具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要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首先就需明确区分开“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的思想”。换言之，一方面要搞清楚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要树立起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第一，全面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界定问题。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所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定义明确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初次勾画出科学界定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框架。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毛泽东思想的定义被表述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从指导思想层面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总体性的定位，并肯定其科学性与真理性。党的十九大最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规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二者结合”三大要素而组成，缺少任何一大要素都不能构成毛泽东思想。反之，如果是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或者是脱离了中国具体实践，亦或是不能把二者有机结合的理论观点，都不构成毛泽东思想。

第二，应当明确毛泽东思想不包含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20世纪最辉煌的精神成果，它的产生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反映，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不断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不包括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之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原则，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被中国长期以来的具体革命实践“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它是符合中国具体革命和建设的规律的，是事物本质的准确概括。可以说，实践性是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性特征，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性也从实践中得以验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一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科学理论体系与被实践证伪的毛泽东晚年错误相区分，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的理论探索与社会实践的短期脱节而否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一事实。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当前，有少部分人不仅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与实践纳入到毛泽东思想体系之中，而且甚至将晚年的失误视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内容，这很明显是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严重误读，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历史进程的人为歪曲，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错误思想。

第三，辩证把握毛泽东思想创立过程中个人贡献与集体作用的关系。

一方面，以毛泽东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凸显出毛泽东本人的突出性贡献与不可替代的历史性地位。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与肯定毛泽东对于创立毛泽东思想的首要 (第一位) 贡献并不冲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无不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精神，但在这一过程中党的主要领导人所取得的地位不可取代。可以说，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的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其主要的创造主体毫无疑问是毛泽东。“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劳动的结晶，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创造出来的产物。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你们一定要用个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都是从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鲜明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 (毛泽东思想——引者注) 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 具体历史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与发展主要是20世纪历史实践的结果，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在时代主题与实践任务都发生重要变化的条件下，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思想是否仍然具有指导意义?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指导意义?

一方面，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体现在“活的灵魂”所具有普遍恒久性价值。毛泽东思想作为20世纪的产物，是应运而生的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其中诸多基本原理都是对革命时代作出的理论总结，贴合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代的实践需要与理论要求。而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着“和平与发展”转变，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主题从革命、建设和改革向全面深化改革嬗变。毛泽东思想在当下的现实指导意义首先体现在它活的灵魂所具有的普遍恒久性价值。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它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具体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特殊性存在，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正确的，因而具有着普遍恒久性的价值，永远也不会过时。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完成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重要法宝。这也意味着“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具体而言，一方面是要正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和最大国情，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且必须实事求是地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工作方法;另一方面是要积极践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而展开具体实践，做到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次是要秉承独立自主的精神，坚持自力更生，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开拓前进道路，同时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不断赋予毛泽东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继而更好地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推向纵深。

另一方面，需要结合新的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内容进行创造性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其范围横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囊括了若干理论观点和重要思想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与思想总结，对于当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及对于人类的和平发展事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启示意义。诸如，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关于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关系、关于正确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许多重要思想，为当今时代推动改革再出发、正确对待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再如毛泽东在实践中初步奠定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反对霸权等外交原则，为后继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战略建构出有力而实用的博弈方程式，极大鼓舞了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自身权益、走上独立解放后自主发展之路，对于当下维护国家主权、推进全球公平正义治理体系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亦有现实启迪作用。从理论渊源上说，这些探索成果可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重要思想先导和理论生长点。但是也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具有着现实指导意义。可以说，毛泽东思想的若干理论成果是针对特定时期以及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特定问题而形成，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以及具体情势的发展，决定了不能采取固守 (照搬照抄) 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结论、以及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只言片语去裁剪生动的社会现实，这是毛泽东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曾明确反对的“本本主义”态度。因此，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这一重大命题，应采取具体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毛泽东思想与当代建设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中去深入把握，而非囿于具体结论和条条框框的桎梏。在此过程中，一是要经过实践检验;二是要“结合”新的具体实际加以创造性发展。

（三）建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当代“出场”的基本方式

国外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尼克·奈特指出，“与毛泽东生活的时代对比，当今世界所历经的巨大变革，直接催生了对毛泽东再思考的理论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全新历史方位下，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过程不仅要“照着说”还要“接着说”乃至“创新说”。这意味着，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只有不断建构出这一思想的当代“出场”形式才能彰显它在新时代的持续“在场性”。

第一，廓清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如何把握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问题既是深刻的理论问题，也是具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这一问题关涉到我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历史进程的总体性把握和理解。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重大论述昭示出几大深刻意蕴：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二者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逻辑关系。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另一面也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而产生的理论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命题。这也意味着深度把握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关系，实质上仍然从属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关系。而从传统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本质上是一脉相承又内在统一的，本质上都从属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伟大社会革命的历史谱系。

第二，坚持“结合”的哲学方法论以实现毛泽东思想与当代具体实际紧密关联。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何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大课题。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结合”是一个过程，“结合”得好才称之为“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恰恰是因为坚持了这一“结合”，方能取得革命事业的成功。虽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临挫折，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正是科学总结了革命时期“结合”的深刻经验，吸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挫折教训，方能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再次结合，并开始走向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反观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出现的“教条式搬用”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正是因为未能正确地把抽象理论与实践对象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能够指导中国具体实践的理论、方针和政策，从而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是最为本质和深层次的方法论。而在新时代的时代境遇下仍然要坚持“结合”的哲学方法论，即要将毛泽东思想与新时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与新矛盾新问题新特征相结合。一方面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全新历史方位问题;另一方面也需以矛盾分析法则为理论指导，综合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变”国情的同时，也需敏锐地把握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并做出实际调整。

第三，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推动理论创新以实现毛泽东思想不断走进当代。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真实而客观的能动反映，是对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科学理论总结。它并非是书斋理论、经院哲学，而是一个开放性的，不断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而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历史坐标系中，“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建构也当接着毛泽东思想讲起，厘清文本的深度问题的同时，也需直面新时代的语境和新问题。在新时代语境下“重新认识”毛泽东思想并非是简单的重复，也并非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结论或者是具体概念，而是结合当代的具体实践，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在深刻意蕴和精神实质加以深度挖掘。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是要从当代中国国情、“中国问题”出发，通过运用毛泽东思想精髓来分析现实矛盾，另一面是要通过对具体实践进程中的最新经验加以深刻总结，进而对毛泽东思想加以充实与丰富，赋予其以新的政治内涵与时代特色，从而推动毛泽东思想及其科学体系走进当代。

学术界关于“毛泽东精神”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但无论从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来看，可谓少之又少，还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然而，关于深化对“毛泽东精神”的研究无论是从对历史的深度还原，还是从对现实的价值意义来看，都十分重要且必要。

（一）重视毛泽东精神研究的基本原因

一方面，从对历史的深度还原来看，阐释和弘扬“毛泽东精神”是维护毛泽东、深化对毛泽东个人研究的重要路径。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把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失误直接归结为毛泽东的个人政治、道德品质上，并通过这种恶意攻击谩骂，进而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因此，如何评价毛泽东是摆在学术界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我们不能像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简单的谩骂的方式予以回击，更重要的是通过还原历史的真相科学揭示事实和问题产生的原因。毛泽东一生有功绩，也有过错，我们要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厘清。但深入思考来看，毛泽东诸多过错，特别是其晚年的失误，大多是基于正确的动机与出发点。以“大跃进”运动为例，毛泽东发动的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的日子;为了应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封锁;为了更早更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对这些原因进行再剖析可见，毛泽东是基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共产主义精神等精神层面考量。由此可见，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个人及其理论、实践活动所蕴含的最深层本质。毛泽东精神是毛泽东之成为毛泽东的根本，也是毛泽东思想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它是毛泽东的智慧、情感、意志、理想、信念、人格的结晶。”

另一方面，从对现实的价值意义来看，阐释和弘扬“毛泽东精神”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精神支柱。改革开放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摆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使命更光荣、任务更艰巨、挑战更严峻、工作更伟大。而实现这样一个艰难的历史使命，关键是要弘扬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而“毛泽东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活动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中华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的更新、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精神”代表了20世纪中华民族在西方强势文明挤压下，不甘落后、英勇奋战、自强不息的生存意志和进步追求，是民族意志、民族理想、民族价值观的集中表达，是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所在，是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和象征。当前，经济全球化以及与之同步的文化殖民化，使得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不断被边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也不断受到挑战与质疑，信仰危机及其所形成的精神文化虚无化倾向正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的首要问题。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统一共识、凝聚力量，当前何种文化思潮能够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已经成为考量现实历史发展必须要回答的重要问题。坚持和弘扬“毛泽东精神”将是很好的“方案”，它能成为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深厚的精神资源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科学概括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内涵

关于毛泽东精神的定义，目前学界大都采用了内容列举法，即把毛泽东精神的基本内容或构成部分一一列举出来。例如，有的学者把毛泽东精神概括为：爱国精神、独立自主精神、艰苦奋斗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和实事求是精神。也有的学者把毛泽东精神概况为更多个方面：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精神;争取民族独立及平等、自由与幸福精神;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独立思考精神;永远进取精神和创新精神21，等等。如此定义毛泽东精神的优势在于，可以使毛泽东精神更鲜活和直观，但不可避免会有遗漏和片面性。那么，如何才能全面而又准确地把握毛泽东精神的内涵?笔者认为要引入系统论思维，将毛泽东精神看成是一个完整、有序、开放的系统，由若干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从当前进一步推进“毛泽东精神”的研究来看关键要进行开放、动态的研究。也就是说，既要继续基于毛泽东时代概括和梳理系统梳理爱国精神、独立自主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等多个方面，做到理论高度和历史深度的结合研究，还要将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必须反映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丰富、充实、完善和调整，做到“不变”与“变”的辩证统一。

毛泽东精神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毛泽东精神，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只讲继承，不讲发展，势必削弱毛泽东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命力，影响其作用的发挥;只讲发展，不讲继承，这种舍本求末的做法甚至可能导致精神本身的衰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要坚持奋斗精神、奉献牺牲的精神，这与毛泽东精神从文字表述上基本没有区别，但从内涵和要求上已经发生重要变化，这就要求更多思考总结“变”的东西，以便于更好地坚持。例如，奋斗精神是毛泽东精神的重要内容。青年毛泽东写下了豪情万丈自勉词《奋斗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如果说由于毛泽东时代物质条件的原因，毛泽东更多地侧重于艰苦奋斗的话，而新时代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毕竟与毛泽东时代不一样，在新时代发扬奋斗精神更侧重在克服改革发展中一切困难时既要艰苦奋斗，更要顽强奋斗、接力奋斗和共同奋斗。再比如，为革命事业勇于奉献牺牲精神是战争年代令任何敌人都惧怕的强大精神力量。但是，新时代和平和发展是时代的主题，需要通过奉献个体的生命来展现牺牲精神的情况越来越少，因此，新时代牺牲精神更多地要求坚持党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出现矛盾时发扬必要的、适度的牺牲精神。当然，这种牺牲并不排斥个体在服从集体需要前提下的自主选择，不排斥党员在党性原则指导下发挥个性优势，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三）新时代拓展毛泽东精神研究的基本路径

毛泽东精神作为一个独立范畴，并不是要将已有的概念进行简单的堆砌，而是要在新的视野下，进行新的研究和提炼，既要捡拾那些过去忽略的本质，又要对已有的概念、概括重新审视，以便进一步拓展研究领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研究思考毛泽东精神在当代“出场”问题。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出发进行深入思考和阐发。

第一，要深入总结研究毛泽东敢试敢闯的创新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创新精神已成为改革开放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回顾毛泽东的一生，突破前人、敢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是毛泽东的重要特质。毛泽东早年就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譬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当时党内对这种创新实践持怀疑和反对态度的不在少数，甚至连共产国际领导人当时也不赞赏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创新实践。在1927年至1932年的5年里，他先后4次“丢官”。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二次是1929年6月被迫离开前敌委员会书记的领导岗位，第三次是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上被解除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第四次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被撤掉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当创新遇到阻力时如何处理，是退缩还是继续前进?这是考验创新精神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毛泽东显示出坚定的情怀，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创新主张和革命事业，仍然奋斗在斗争的第一线，历史最后还是肯定了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确性。再如，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加以推进，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坚持了这一理念，在建立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后，依靠政权的力量用暴力消灭城市的资产阶级，剥夺他们的财产，消灭农村的富农，或者关进监狱，或者驱逐出境，甚至加以肉体消灭。毛泽东在此问题上并未简单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俄国经验”，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利用政权力量、暴力的手段强迫资产阶级交出他们的工厂，强迫农民走合作化道路，而是通过和平的手段用宣传教育、示范引导，帮助他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了一条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路，实现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突破性发展。

第二，要深入总结研究毛泽东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

只争朝夕就是强调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住时机发展自己的责任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月5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回望毛泽东时代的实践，我们能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国家的形势十分严峻，刚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困境，而这时中苏关系又开始紧张，可谓内外交困。面对困难的局面，毛泽东写下慷慨激昂的著名诗句：“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借此来表达中国人民面对反华势力，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的必胜信念。也正是在这种追赶精神的引导下，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我们党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原子弹到氢弹爆炸成功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法国用了八年，前苏联用了四年，而我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而原子弹和氢弹的爆炸成功，对我国国际地位的确立和未来发展是无法估量的。思考毛泽东之所以有这种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关键在于对民族、国家发展的强烈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十八大以来，虽然时代发展了、背景也不同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争朝夕的追赶精神其主旨也在于此，当前主要为了解决好我国自身的发展问题，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等领域要赶上世界现代化潮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三，要深入总结研究毛泽东攻坚克难的斗争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以来多次强调“斗争精神”，要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增强斗争本领，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四个伟大”之一是“伟大斗争”。而总结毛泽东精神，其中重要的方面就是斗争精神。毛泽东不害怕任何敌人和困难，他的精神是一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的精神。毛泽东斗争精神首先表现在“敢于斗争”，在面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大肆屠杀、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都没有害怕、胆怯，而是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毛泽东斗争精神还表现在“善于斗争”，他在强调条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又坚定条件是可以改变的，反对在困难面前借口条件的客观制约性和不变性而形成任何怯懦、畏缩和后退。当然，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改变条件，创设条件。不了解或不具备改变条件和创设条件的条件，改变和创设活动就会失败和落空。但从条件的可变性着眼，毛泽东强调人们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作用，以主观条件去改造客观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可以创设实现预定任务所需的必要条件。客观地说，当前国内国际环境更加纷繁复杂，各种问题叠加，各种矛盾凸显，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在如何克服和战胜困难，发挥善于斗争的优势，无疑可以从毛泽东精神中获得帮助与启发。

第四，要深入总结研究毛泽东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充满开放精神，“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无论在革命、建设年代，放眼世界的开放精神是毛泽东的个人品格和魅力。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初，毛泽东就指出：“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会见秘鲁议员团时指出：“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好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特别重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一直到他去世之前，会见外国客人达三千多位，这些客人遍及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