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壮士”科技报国记(2图)

发布时间:2019-08-06 11:44 |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9年08月06日 01 版 | 查看:854次

上世纪50年代,800余名青年奔赴东北,书写知识分子爱国奋斗、建功立业的时代答卷

扫一扫 看视频

  “长车北上逆烽烟,一路高歌解放天。”

  周长源曾这样形容自己“北上”的经历。他出生于浙江平湖,是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53年8月,时年23岁的周长源大学毕业,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机系工作,成为大学里一名边学习、边教课的“小老师”。

  和他一起来到学校的,还有8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这支教师队伍的平均年龄只有27.5岁,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周长源一样,放弃了南方鱼米之乡优越的生活条件,来到地处边陲、气候严寒的荒芜之地,吃着高粱米、苞米面,承担起哈工大推动我国教育制度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重任。

  “边学边教边建”

  “我为什么要来哈工大?是因为‘希望’。”

  和周长源同年来到哈工大的秦裕琨,当年只有20岁。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秦裕琨填写工作意向时,第一志愿写的是去东北。在哈工大,他的身份是“师资研究生”。在这里,这些年轻人要“边学边教边建”。

  1950年,哈工大回到祖国的怀抱,当时,学校里的中国教师只有24人。中央确定的哈工大办学方针是“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办法,培养重工业部门的工程师和国内大学的理工科师资”,指示哈工大要“着重招收国内各大学理工学院的讲师、助教和研究生”。1957年,800多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承担了全校的教学任务。

  家住上海的秦裕琨来到哈尔滨才第一次体验到东北的艰苦。“坦率地说,那时候的气候、饮食、住宿条件都很差。我们冬天戴着狗皮帽子、穿着羊皮袄,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高粱米饭。学校里有两排平房,前面一排是教室,后面一排就是我们的宿舍,我们30个人住一个屋子。”秦裕琨说。

  在一张老照片里,秦裕琨和几个研究生同学在一起,意气风发,笑容灿烂。在秦裕琨的心中,那段日子物质上的“苦”只是愉悦心情的调味剂。

  秦裕琨年少时曾在上海的法租界居住过,现年86岁的他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说:“为什么我们在(哈工大)这里热情这么高呢?以前我在上海,看到的都是中国人受尽屈辱的样子。新中国成立了,祖国告诉我们要去国家需要的地方,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新的中国,我当然要去!我们终于看到了改变,看到了希望!在学校里,我看到旁边的厂房建起来了,周围的大学也在建设,中国正在发展,我们心里特别高兴。”

  “那时候,我从没在晚上12点以前睡过觉。学习压力很大,可乐此不疲,唯一的问题是教课不敢讲得太快,因为后续的课程自己还没学过。”秦裕琨既做学生又任教师,白天跟苏联专家学习,晚上复习消化,并为本科生上课。

  有时候,他刚作为学生下了课就得赶紧跑着去教课。就这样,他参与组建了国内最早的锅炉专业(后改为“热能工程专业”——记者注),编写了该专业的第一本教材。

  1950年,比秦裕琨大两岁的马祖光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来到哈工大。在这里,马祖光也做起了“小老师”,边读研,边工作,并参与组建物理教研室。

  1970年,马祖光和同事认为激光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决定创建激光专业。那时,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马祖光在那段时间每天到黑龙江省图书馆外文部查阅资料,有时还用透明纸把图仔细地描下来,常常一坐就是一天。他摘录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晚上还要花大量时间翻译资料,第二天再给其他老师讲解。

  “我们要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马祖光说。创业之初,为尽快把激光技术推广出去,他带领大家完成了许多激光的民用项目。1976年,他们接受了第一个国家重大项目。

  在这之后的20年里,他为这一专业设置了5个稳定的科研方向,建立了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学科。2001年,马祖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哈工大,马祖光式的爱国奋斗故事随处可见,学校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哈工大,马祖光像很多人,很多人像马祖光。”

  “规格严格,功夫到家”

  在中国高校的校训中,哈工大的“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流露出鲜明的工科生风格。哈工大“八百壮士”将这八个字,融入到日常工作的点点滴滴。

  对于哈工大“八百壮士”来说,上课可以算作一门“功夫”。

  “作为教师,从1953年踏上讲台,到1999年春上完最后一堂课告别讲台,合计46年,中间七折八扣,40年还是有的。自忖还算得上基本合格。”周长源说。

  在周长源的学生、哈工大电气学院副院长霍炬的印象里,周长源对时间的把控精准到令人惊叹。“老师每次上课,永远都会提前15分钟到。每次周老师讲完最后一部分内容,把手中的粉笔放到桌子上时,下课铃总是准时响起。”

  虽然有如此传奇的“本事”,周长源认为自己的学问只能归为“记问之学”一类,即自己先弄懂了,然后把学生教懂。“照先儒的说法,‘记问之学’是不足为人师的,但是从教学态度上讲,认认真真教书,全心全意为学生服务,好像还说得过去。”他曾说。

  在哈工大的几十年,周长源先后担任电工基础教研室副主任、电工教研室主任,1983年从电机系副主任调任教务处处长,1985年被任命为教学副校长。

  “眼睛看一遍、脑子想一遍、笔记记一遍,印象越来越深。这样边读边记,帮助理解,避免马虎。”为了给学生开一门新课,行政工作繁忙的周长源把时间化整为零,充分利用起会前、听报告的间歇或者茶余饭后的零碎时间。他经常利用晚上9点到12点夜深人静的时候备课,光教学笔记就写了五六遍、30多本。

  “规格”,则体现在“铁将军把关”式的科研与教学中。

  上世纪50年代,电机系副主任、后来的中国工程院院士俞大光曾与周长源在同一教研室工作。俞大光历任哈尔滨工业大学电工教研室主任、电机系副主任、副教授,擅长电工基本理论研究,也因治学严谨、教学严厉而闻名全校。

  当年,学生们背地里称俞大光为“铁将军”,他任教的“电工基础”课被学生称为“老虎课”。当时,俞大光要求学生不仅会做题,而且要能讲出道理来。他在考试前先进行考查,成绩偏下的学生要经两三次考查才能参加考试,有时全班竟没有一个人得“优秀”。因此,他得到了“铁将军把关”的称号。

  “俞大光老师去世时,我们都在思考,我们能继承什么?我想就是他这种‘铁将军把关’的精神。‘八百壮士’留给我们这些年轻教师的是对时间的遵守、对工作的执着。一开始,我们是模仿他们,后来我们才体会到这‘严’字背后对学生的关爱。”霍炬说。

  “让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

  “八百壮士”的年代,哈工大的教授队伍也是出了名的年轻。到1957年,学校先后提拔副教授13人,其中年龄最大的为37岁;1962年评定副教授40名,平均年龄为34岁。

  而当“壮士”老了,他们选择把“担子压到年轻人身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善义1964年来到哈工大任教,他说,自己这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我培养了一些人才,培养了一些研究生;第二件,我做了一点学问;第三件,我成为全国第一个航天学院的首任院长,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理想,这就是让自己的学生超过自己,只有这样,时代、社会才能进步,国家才有希望。”杜善义说。

  杜善义做科研跨了“三界”:“我大学学的是力学,所以力学界的人认为我是研究力学的;我研究复合材料,也有人认为我是做材料的,还有人认为我是搞航天的,所以力学界、材料学界、航天界我现在都比较熟悉。”

  “跨三界”的杜善义,培养的学生也是复合型人才。他招的研究生来自不同的专业。这样学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学习,一起解决一些在复合材料研制和应用中非常棘手的问题。

  如今,杜善义团队中的许多学生和年轻教师都成了各个学科的精英,其中有中国青年科技奖者2人、长江学者4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3人。

  我国很多航天人才也是从哈工大走出来的,包括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载人航天工程原总指挥李继耐、天宫二号总设计师朱枞鹏等。

  说起哈工大“八百壮士”对年轻人的影响,哈工大校团委书记王东升深有感触。

  作为团委书记,王东升经常在各种场合给学生们讲哈工大“八百壮士”的故事。在他针对本科新生的文化素质课《大学生活与人生轨迹》上,一个男生曾在结课寄语中写道:“没有想到学校还有一段这样的历史,哈工大‘八百壮士’的家国情怀让我很受震动。”后来,这个男生转专业,去了国防类专业。

  王东升说:“2005年读博士时,我成为哈工大‘八百壮士’之一郭大智教授的助教,一做就是5年。我就是站在郭老师的肩膀上取得一些教学成绩的。从2010年到现在,我讲了6轮课,郭老师都风雨无阻地听课、提意见、帮我修改讲稿,这种勤勉让年轻人佩服。观察这样的师长,让我感受到四个字——博、精、深、高。”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叶雨婷

用户名:验证码:点击我更换图片                *如果看不清验证码,请点击验证码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