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人网配图）　

　　2007年“首都十大公德人物”的评选，让人们再次熟悉了这个名字——陈荣超。

　　他，今年已经74岁，曾两次心梗，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他，十几年如一日，和老伴一起省吃俭用，把从牙缝里抠出的钱用来支持教育事业，先后捐资40万元建起了两所希望小学；他就是中华慈善奖获得者、首都十大公德人物之一、丰台区军休十三所军休干部陈荣超。

　　相比那些大款、巨富，陈荣超的慈善之举充满了艰辛。的确，积攒40万元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纯靠工资收入、又是在人已经年老体弱的时候。那么，是什么力量让他如此慷慨又如此执着，即便为他人倾尽所有，也始终无怨无悔呢？

　　“我们老两口从小是苦孩子，后来参军干革命，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把攒下的钱捐献希望工程，实质上是把人民给予我们的又部分返还给人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也许难以想象——一个捐资40万元建起两所希望小学的“慈善家”，家中却是这样简陋：不大的房间里家具明显有些陈旧，有的已经漆皮剥落，沙发套儿上甚至还打了补丁。室内惟一的一件奢侈品要算女儿送给他们的电脑，据说这是女儿为支持父母的助学行动，特意买来方便他们与学校远程联系用的……

　　2000年2月，陈荣超和老伴杨玉仙将几十年节衣缩食积蓄下来的20万元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建了一所希望学校。此举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赞扬也有人不解。而了解他们的人说，老人的做法绝非一时冲动。正如丰台区民政局一位干部所言：行动的坚定来自于思想的坚定。老人捐款的背后有他们深厚的思想根源。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中叶。

　　1950年元旦，成都解放，17岁的陈荣超到62军185师教导大队报名参军，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他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参军后第一次发津贴时的情景。当时，指导员发给他15000元旧币（合人民币1元5角钱），陈荣超说什么也不要，并问指导员：“干革命还要给钱吗？”指导员耐心地说：“小鬼，发给你的津贴不是让你乱花，而是让你去买支钢笔，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陈荣超记下了指导员的话，但真正理解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却是在艰苦斗争实践中。

　　1950年2月，185师奉命进军西康，解放雅安。当时雅安尚未建立人民政权，土匪恶霸活动猖獗，民不聊生。陈荣超和战友们转战雅安各县，白天穿梭在乡村山寨间，夜晚露宿于破庙密林中，执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任务。在那艰苦的战斗日子里，雅安的人民倾尽全力帮助他们，做向导、送情报、救伤员，甚至不惜生命掩护解放军战士。

　　是年6月，陈荣超不幸染上了恶性疟疾，一连好些日子，在发热时高烧不退，发冷时又浑身抖个不停。部队出发执行任务，安排他到老乡家养病。房东何婆婆就像亲娘一样细心照料他，端水、送饭、喂汤、喂药，硬是从死亡线上把他救了回来。也就是从那时起，“一定要为人民做些什么”的愿望，深深印在了这位年轻军人的心中。

　　从1950年2月到1951年2月，人民解放军用1年时间肃清了此地300年来活动不断的匪患。而185师也有700多名战友长眠在了这个让陈荣超永世难忘的地方。

　　在此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涯中，组织上先后两次送他到第二坦克学校和解放军政治学院学习深造，一步步培养他走上了领导岗位。

　　回想半世纪的风雨，无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峰火岁月，还是在环境安定的和平年代，陈荣超始终没忘指导员“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那句话，也始终没忘自己“一定要为人民做些什么”的夙愿。他说：“我们老两口从小就是苦孩子，后来参军干革命，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的，把攒下的钱捐献希望工程，实质上是把人民给予我们的又部分返还给人民。”

　　“工作岗位可以退下来，党员责任不能退下来。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退休后还能为党和人民做点什么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陈荣超夫妇先后退休了。老伴杨玉仙退休前曾任某军工企业副厂长，并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紧张工作了几十年，退休后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了，但二老还真是不习惯。那些日子里，他们经常互相发问：工作岗位可以退下来，党员责任不能退下来。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退休后还能为党和人民做点什么呢？

　　一天晚上，电视里正播放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那个大眼睛的小女孩渴望上学的镜头，让老两口儿夜不能寐。反复思量后，他们觉得，捐资助学是一件意义远大、又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两人由此决定，将几十年攒下的钱全部捐给希望工程。

　　至于投资何处，陈荣超夫妇一下想到了雅安。那里是他们第一个并肩战斗的地方，那里有赤诚帮助过他们的乡亲，那里有他们牺牲的战友，那里有他们割舍不断的情思。想到那里的贫穷落后，老人决心在雅安建一所希望小学。

　　然而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捐建一所希望小学，最少要投资20万元。20万元！他们哪有那么多钱啊，省吃俭用几十年攒下的钱还不到一半呢。怎么办？是“一对一”捐资助学，还是攒钱建学校？一连几天，老两口儿都在商量这件事：要是“一对一”助学，充其量只能帮助几个孩子；如果能建成一所学校，受益的可就是好几茬人啊！

　　陈荣超掰着指头算了又算，拿出存折数了又数，两人的退休金加上老伴作为高级工程师的返聘工资，再加上现有存款的银行利息，省吃俭用再有个十年八年，一定能存够20万元。老人最后下定决心，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实现自己“一定要为人民做些什么”的夙愿。

　　陈荣超夫妇从此开始了他们精卫填海般的攒钱历程。早饭是馒头咸菜，正餐一菜一汤，晚饭多为面条或稀饭；他们的衣物也基本不再购置，在家就穿旧军装和工作服，外出穿以前买的便衣，甚至家里用的手纸也是杨玉仙用积攒的旧报纸换来的。而为了多换几个钱，她很少把这些旧物品卖给上门收废品的小贩，而是坚持自己送到很远的收购站。“尽自己所能地帮助贫困地区的孩子，让他们有学上！”这就是两位退休老人的全部内心世界。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而奋斗的精神；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就应该有为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精神；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有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精神。”

　　克服了怎么攒钱的第一个坎儿，眼看着存款一天天增多，20万的目标在一天天接近，陈荣超夫妇的心情十分愉快。

　　可就在节骨眼上，他们的儿子却因病下岗了。当时孙子还在上小学，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三口之家仅靠做售货员的儿媳每月六七百元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拮据。虽然他们没有向父母开口要钱，但是看到有病的儿子、年幼的孙子、无奈的儿媳，老人怎能不揪心啊。

　　“光顾着管别人的孩子，却放着自己的孩子不管，甚至推给社会，这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陈荣超夫妇迎来了第二道坎儿。一边是困难的儿子，一边是助学的目标，老两口儿在这个左右两难的天平上艰难地做着平衡。而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抠”自己。他们把生活开支压缩到最低，承担起孙子上学和生活上所需的费用；同时，也想方设法为儿子治病，等儿子身体好转后，又帮他找了一个临时工作，挣些钱补贴家用，帮他们渡过难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99年5月，老两口儿终于攒够了20万元，就在他们满怀激情地为筹建希望小学而奔忙的时候，陈荣超却突发心肌梗塞住院了，医院向家属发出了病危通知书。接受抢救那几天，他大小便都必须躺在床上进行，夜深人静时，怎么也不能入睡，看到又担惊、又受怕、思想压力特大、两天两夜未合眼、一直守候在床前的老伴，这位铁骨铮铮的老兵竟留下了这样的遗言：“老杨啊，万一我走了，把遗产捐献希望工程，遗体捐献医学研究”；“你千万不要悲伤，一定要坚强，我们两人的夙愿，要由你来完成啊……”。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一时竟无语凝噎，只是轻轻点头，默默含泪。

　　“也许是马克思他老人家认为我还未完成使命，又把我遣返人间。”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两个多月后，陈荣超病愈出院了。

　　这次“意外”给了陈荣超不小的震动。捐建希望小学之事，他们原本不打算声张，但考虑到人老了，说不定还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何况捐建学校还有立项、选址、设计、施工等一大堆事情要办，为了能尽快地把学校建起来，1999年11月，老两口分别给各自单位的党组织写了报告，把他们的想法、打算和当时所处的状况如实向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极为重视，迅速和四川省军区、雅安地委有关单位联系，并组织了工作小组负责操作此事。经过军地双方认真考察、调研之后，定点在雅安地区芦山县龙门乡中心学校，推倒危房，建新校舍。芦山县委、政府对此极为关注，投入配套资金30万元，并多方筹款20多万元投入学校建设，当地人民群众和学校师生都积极参加了建校的义务劳动。2000年10月，一座1743平方米的白色四层教学楼耸立在了邛崃山麓，青衣江畔。当地政府将学校命名为“晨阳希望学校”，既取陈荣超、杨玉仙夫妇姓氏的谐音，又象征着学校似早晨升起的朝阳，托起明天的希望。

　　教学楼落成典礼那天，陈荣超夫妇一进校门，就被天真纯朴的孩子们团团围住，“爷爷、奶奶”的深情呼唤声不绝于耳。一名叫文泰悦的小女孩扑到他们的怀里说：“爷爷、奶奶，以后我们就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上课了，再也不会在没有门窗的破旧教室里挨冻、受怕了……”

　　“倥偬一路，沧浪一生”，陈荣超老人用这样一句话对自己的追求进行了诠释：“作为一个中国人，就应该有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而奋斗的精神；作为一个中国军人，就应该有为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不怕牺牲的精神；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有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终身的精神。”

　　按说到了这里，老人攒钱建学校的心愿已了，全部积蓄也都花了进去，也许就该踏踏实实地在家享清福了。岂知，陈荣超夫妇的爱心之旅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