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2020年6月15日，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中印双方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冲突中，团长祁发宝身先士卒，身负重伤；营长陈红军、战士陈祥榕、战士肖思远、战士王焯冉相继牺牲。

如何评价加勒万河谷冲突对中印两国关系的影响，该事件为双边管控矛盾和建立信任措施带来哪些经验教训？中印双方如何看待对方在南海或印度洋的存在，双方应该建立何种海上信任措施？中印双方如何开展应对疫情的联合行动？如何看待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的未来和影响，以及印度在该框架中的角色？

2021年6月1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中印关系的前景与挑战”线上研讨会，CISS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主持会议。

6月10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举办“中印关系的前景与挑战”线上研讨会

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如何影响双边关系，带来哪些经验教训？

南威哲（印度驻阿尔及利亚、阿富汗、马来西亚、中国和巴基斯坦前大使）：我作为一个有不少经历的外交官，可以从1988年12月甘地和邓小平的会晤说起。

很明显，邓小平的主要观点是，除非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和繁荣都得到保障，否则21世纪不可能是“亚洲世纪”。邓小平说，两国必须合作，共同建设这样一个“亚洲世纪”。我相信，这位高级领导人是真诚的，他相信两国之间可以建立信任与合作。

在印度，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现实的策略来处理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考虑三个因素：第一点是如今的印度应该负担不起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第二点是我们担忧我们与中国存在一些重大且持续的信任问题。第三点是，印度不可能成为任何国家的“卫星国”，这绝不可能发生。

从1988年起到今天，中印关系有四个里程碑。第一个是1993年，纳拉辛哈·拉奥访问北京时签署的《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这使双方都致力于澄清边境实际控制线。

第二个是1996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问印度，我们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了协议。他建议巴基斯坦在印巴分歧问题上搁置分歧，与印度走向正常的国与国关系。

第三个里程碑是2005年达成致力于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其中谈到了边境地区的定居人口等。

第四个里程碑是习近平主席的“六点建议”，包括了增进沟通，扩大投资，深化合作，加强在多边事务上合作，照顾双方的核心关切。对印度来说，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和平与安宁是一个核心问题。

2020年6月发生的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实际上改变了这一切。我们认为对峙是事先计划好的，我们能感觉到这是中国在给印度教训。

在印度国内，冲突引发了对中国的愤怒、不信任和潜意识的猜疑。印度要向中国表明，第一，我们在政治、军事、贸易、经济、科技等领域都有选择，应该不加抑制地运用这些筹码。第二，我们要做好准备，保持与中国人在各个层面的沟通畅通。第三，虽然我们知道兵不厌诈，甚至迷惑性可能是中国战术的一部分，但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使我们自己的反应和响应可预测、可信和透明。

从长远来看，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其一，我们应该确保边境实际控制线两侧行动冻结，使之与目前的进程保持一致，并制定可持续、防御性的巡逻协议。第二，我们需要找到印度严重依赖中国进口的重要产品的替代供应链，以便从长远来看减少我们的脆弱性。第三，我们还必须准备好突破双边限制，寻找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促进周边地区的和平。印度的外交需要多元化，必须依靠多种途径和多重联盟，重点放在与大部分国家“求同”，但与任何国家都不完全一致。

周波（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让我直截了当谈谈我的观点，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去年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来处理危机。

首先，我真的很遗憾。之前双边领导人都曾表示，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向对方开过一枪。边界争端在世界上无处不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树立大国共存的榜样。

我不同意南威哲大使的说法，即这是中国预先计划的，这绝对是一起偶然事件。边界本身没有划定，况且这不是第一次出现对峙，这次只是变得更加暴力。我想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没有互相开枪。

中印军长级现地多轮会晤是前所未有的。这为我们两国从该地区撤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该保持这样的机制。另外边防部队也应该维持定期会晤和互访机制。

从1993年到2013年，中印之间建立了政府和军队层面4个信任措施的协定，这比中国同任何其他国家的都要多，而且协议中的措施制定得非常详细，但并没有完全得到落实。

2020年6月15日，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

海孟德（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教授）：或许我想请你们两位评论一下，今天印中关系或双边关系运行的总体框架。框架的总体情况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地方纠纷，二是地区对立，第三是作为殖民地的过往历史。

周波：中印之间的核心问题是在两国搁置争议的同时发展双边关系，使两国间的边境实际控制线处于可控范围。

在边境实控线的做法上，中国的做法和印度的做法几乎是相反的。印度的方法更倾向于自下而上，先验证实际控制线，而中国则希望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互谅互让，相互调整。至少我们可以按照四项协议做很多事情，确保冲突不会再发生。

南威哲：我们应该能够在理解彼此立场的基础上，就70年后如何继续交往达成某种共识。

我们有一个光荣的历史，几十年来没有对射过一颗子弹，我认为这是两国在所有层面能力的重要表现。边境实控线走向的核实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问题，我们可以达成一定共识，但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与边界问题分开的。解决边界问题唯一的办法，首先是通过地方一级，交换双方地图的详细坐标，这是我们避免未来冲突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

海孟德：我想起了俄国人的一句话：尝试在不确定的过去的基础上解决未来。

周波：我认为，这种对实控线的核查是超越目前双边关系氛围的，基于双边立场的巨大差异，在当下是不太可行的。但是，四项协议是非常详细的协议，实际上可以在协议里面找到更多的填充空间。按照协议，双方都要避免在实际控制线附近举行师以上，即15000人以上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我们有这么多空间可供补充调动，应该由易到难，首先找出协议中能有共识执行的部分，不然我们很难找到出路。

中印双方如何看待对方在南海或印度洋的存在，以及双方应该建立何种海上信任措施？

马诺杰·乔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印度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区。印度曾经警惕在印度洋的所有外部行动者，但现在印度的姿态已经改变，因为认识到印度洋地区太重要了，是许多大国的商贸渠道，印度认为自身对其安全与稳定负有特殊责任。

中国是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7年占货物贸易总额的16.1%。这一占比是从2000年的4.8%上升到现在的16.1%。与此同时，印度洋地区与美国和欧洲等地区之间的贸易额实际上开始下降。

印度和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合作，离不开双方跨越陆地边界安全关系框架的努力。南威哲大使指出，就印度而言，有一种范式正在改变发展。印度海军在印度洋北部有着突出的存在感。从安全角度看，印度的地理位置也具有明显价值。

多年来，印度与该区域国家以及在该地区活动的外部大国建立了重要的网络。我对印度海军是否愿意与解放军合作以确保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持怀疑态度。由于陆地边界问题，中印关系目前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我认为调整中印关系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