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永锋  来源：公益慈善论坛　　

　　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院长王振耀先生，最近做了一个时髦发言，大言不惭地说，“个人不可以募捐”是照抄的美国经验。

　　我当时就马上碉堡了。我们该向美国学习的先进，你们不去学，不该向美国学的落后，你们倒是学得挺快。

　　难道学习了美国，就可以忽略中国的国情？难道学习了美国，就可以扼杀中国公众的参与公益的自由路径？

　　“人人有权公益诉讼”落下的残疾

　　2013年，因为反对环境公益诉讼为少数机构所垄断，我当时写了《人人有权公益诉讼》，以试图纠正之。几封公开信呼吁下来，2015年1月1日开始启用的“新环保法”，在环境公益诉讼的方面，还是落得下了许多残疾和遗憾。

　　据说反对“人人有权公益诉讼”的专家们，担忧的是“公众会到法院滥诉”，会占用难得的司法资源。

　　当时我就针对性地提出了反驳。据有关研究部门统计，至今占用中国司法资源的最多的人，其实是当权者自己，用于纠正体系内部的腐败、忤逆和叛乱。

　　和绝大多数公众无关。中国的公众，其实是最害怕上法庭的；哪怕是为了自身的权益维护，能不上公堂，也尽量不上公堂。能私下调解了结，也尽量私下调解了结。对于一个试图过上完美生活的中国人来说，似乎对薄公堂是很晦气的事，是对生命圆满最不利的事，是对生命修行最起魔障的事。

公众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都不乐意上法庭，怎么可能有几个公众，为了环境利益，去滥用司法资源？除了法庭未必能给公众获得公正的原因之外，除了公众经常受到法庭的迫害之外，究其原因，还是公众非常朴素，不愿意为了个人私事，浪费国家司法资源。

　　再说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已经快十年了，中国百分之九十九的环保局，至今还没收到过一份公众发过来的环境信息公开申请。如此安全便利的方法，公众都不“滥用”，怎么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就可能滥用起来?

但是可惜，当时的反对并没有太大的效果。环境公益诉讼，仍旧把大多数人排除在保护环境的大门之外。

　　个人率性发起，才是公益慈善的发动机

　　专家们似乎也是有道理的。在他们眼里，贵国的公众看上去，缺乏很多基本素质。至少，一直缺乏两种基本能力，一是公民能力，二是公民参与公益慈善的能力。

　　公民能力的欠缺，在这里不作多讲。大家自己去领悟和回味。

　　而“公民参与公益慈善能力欠缺”，其实也没那么严重，完全可以通过社会氛围的营造，慢慢以养成个人之行为习惯。

　　当然，形成这基因和习惯，需要诸多的手段和产品。但原则不外乎两个，一是个人可以随时主动发起，二是个人可以随时“被动参与”。

　　主动发起，就是公众随时可按照自己的心意，主动发起公益慈善项目。而为了把这个项目向更广阔的社会进行诉说，以求得更多资源、资金的支持，他们势必要发起众筹和募捐。以个人的名义，由个人来担当和负责，全过程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评估。

　　而公众此时往往是孤独的个体，很多人不知道有国，也不知道有政府，更不知道公益机构为何物，也找不到几个志同道合的伙伴互相取暖，共同闯关。他几乎是在暗夜里，摸着急流险滩，试图渡河。

　　好多人因此折损了大半的公益能量，好多人因此铩羽而归。更多的人则在付出诸多“上下求索左右碰壁”的代价之后，才会发现，在这个国家，做公益，不需要被民政部门许可，不需要政府部门监督，不需要基金会的扶持。如果一个人做点公益慈善，也需要这个许可那个批准，此人极可能会终身丧失从事公益慈善的理由和机会。

　　当然这么说有些反讽。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公众找到政府许可、基金会支持、机构挂靠、伙伴援助之前，他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有极长的探索时间。我们不能让他在刚刚探索时，就因为“慈善法”的出台，而犯下了罪过，违逆了法条。

　　这样的一个自由个体，当然不应当被“慈善法”准备从美国学来的“不许个人公开募捐”所打压和限制。因为只有一个一个的人，都毫无障碍地成为这样的一个自公益人，自由众筹者，自由地发起公开募捐者，中国的公益发展之路，才可能真正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而一旦一个自由个体，总是怕这怕那，想做公益也不敢，想做慈善也不行，想做环保更不许。今天发起众筹，明天就入牢狱。今天参与众筹，明天就被惩戒。公众当然就会视公益为仇敌，远避之唯恐不及。

　　主动发起众筹不行，被动参与其他“有权公募”的基金会们做的活动，总是可以的吧？

　　可惜，偌大的中国，火山在喷，河流在枯，就是公益慈善活动，少见又少见。说起来，每个个体都有参与公益、投身公益的可能。每个个体，都有公益消费的愿望和能量。但可惜，中国大地上，每天上演的公益慈善剧目，其实少而又少。

　　中国的每一条大街上，都很难见到“募捐童子军”的影子。

　　中国的每一个剧场里，几乎都看不到公益慈善的义演。

　　中国的每一家企业里，几乎没有公益慈善的字眼的宣传。

　　中国的几千家公募基金会，只有不足100家参与了网络的众筹。

　　中国的几万家几十万家公益慈善机构，极少设计对公众的线下宣讲活动，极少设计出供公众便利地参与公益慈善的产品。

　　中国的十多亿人口，每年参与公益慈善捐赠的，估计也就不到几百万人。有多少人，因为身边缺乏公益慈善活动的吸附，白白丧失了无限的机会和可能。 

　　于是，公益慈善活动，在中国极为稀有。于是，公众参与一次公益慈善活动，就像过节那般令人激情满怀。

　　在这样一个公益空白点丰富、“公众公益慈善素养”大有发展空间的社会里，政府需要做的其实就是两件事：

　　一是把所有的政府型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全部民间化，去政府化、去事业单位化、去企业化。

　　二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公益组织、公益个人，频繁地、大量地设计公益慈善公众活动。鼓励和支持每一个个体，自由地随时地发起众筹。他愿意傍靠基金会就投靠，不愿意，就以个人信用来担保，就以个人账号来接收，就以个人生命来负责。

　　这样，双管齐下，多路并举，才可能大大方便每一个愿意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人，随时可以找到自己的同行者和归安处。

　　互联网时代，线下公众活动更为重要

　　有人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线下的活动还有意义吗?

　　我要说，越是互联网时代，越需要线下的活动。越是互联网时代，越要支持个人的自由募捐。可以说，人人可发起募捐，正是互联网给公益慈善事业带来的最新机遇，也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要求。

　　当一个社会的自由个体，借助互联网发起众筹时，他一定还需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大量的线下宣讲。楼越高，人越宅。网速越快，人越内向。因此，哪怕是为了促进社会的正常社交，公益慈善活动，也需要更多的公众随时在发起众筹的同时，发起线下的形形色色公益慈善活动。

　　互联网确实容易给公众造成幻觉，以为一切众筹，一切募捐，一切传播，一切反馈，甚至一切公益慈善，都可通过互联网“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地完成。

　　其实恰恰相反。越是互联网的浸染，公益慈善越需要线下活动的组织。越是互联网的普及，社会的公益群雄，越可能成为当代英雄。

　　公益慈善是源之于公众的事业。如果一个社区一年都举办不了一次公益慈善活动，如果一家菜市场的人永远没机会参与公益慈善活动的机会。如果一个从不上网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捐赠一次款项，那么，这个社会，离公益慈善型社会，就远之又远。

　　而互联网的随机与自由，恰恰与社会的随机与自由形成良好的衬托。在古代，一个偏僻的乡村，其实每天也都可能发生公益慈善的故事。在乡下，一个不通公路的村庄，修建公路的过程，可能是其最伟大的公益慈善之航程。而在一些表面上与公益无关的行业里，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公益之欲望和能量在奔腾。这种民间的自由联通，本来就是互联网的真谛。电和电子的应用，只是将其外化、活化、强化了而已。

　　互联网让社会的公益能量得到了更巨量的释放。互联网让社会的公益能量有了更多的潮涨潮落的奔腾。我们的法律，理应看到，中国社会公益慈善之正源，其实一直在广阔的民间默默地强大地存在着。它们从来没得到过法律的许可，也从来没想到需要得到法律的许可。当然，他们永远没必要去领取法律的恩赐，也永远没必要去求得法律的施舍。

　　法律来临的时候，公益慈善本来已经在那里。如果法律来临之后，原本能做的公益慈善从此做不成了，这样的法律，还是趁早回家去吧。

　　在保护环境时，我们要呼喊，人人有权公益诉讼。在保护每个个人的公益慈善权利时，我们要呐喊：人人有权公开募捐！

  面对强大的公益慈善难题，每个人都应当向社会求助。面对强大的社会环境难题，每个人都应当全力响应他人的求助。正常的法律，应当是全力助力和激励，而不是限制和否决。公益应当任性，个人应当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