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教育扶贫的路在何方?(图)

发布时间:2018-09-09 20:32 | 来源:公益时报 2018-09-04 08版 | 查看:285次

2018亚布力论坛夏季峰会上的公益声音

  本报记者 文梅

  2018年8月24-2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峰会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除了对财政、金融及资本领域的关注聚焦,还特别设置了公益分论坛,主题为“教育扶贫的路径”。作为此次亚布力论坛唯一特邀的公益合作媒体,《公益时报》特别甄选了参加此次论坛的老、中、青三代公益参与者共同探讨“教育扶贫”,聆听他们在公益路上的收获与感悟。

  1.汪亦兵:教育扶贫要跳出认知障碍

  生于1963年的汪亦兵算是国内公益圈的“老人”了。自2007年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成立,他就作为志愿者和顾问参与其中。2016年友成研究院成立后,他担任执行院长并开始专职投身公益,主要从事社会创新以及社会价值与评估等方面的研究。

  初见面,你会觉得汪亦兵过于冷峻严肃。他嗓音低沉,回答记者的提问没有一句废话。再深入地聊下去,你又会觉得,其实他外冷内热——虽然话语间不时夹杂着批评与质疑。

  他说:“目前我国公益界在研究方面的力量非常匮乏,因为其中大部分资源都集中在项目上,对于公益本身的考证和研究却很少触及。虽然现下一些高校也在做相关研究,但还都停留在表层,深入程度远远不够。比如说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虽然我们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案例研究和推广方面,在国际上能够拿得出手的并不多,这就是一种遗憾。”

  但汪亦兵言谈中表达的不只批评,更多的是建设——“学术界人士和高校做公益研究一定要深入到项目当中去;反过来,公益界人士就一定要跳出来,恰恰不应该局限在项目本身,而是要结合实践经验,提炼和上升到理论高度。”他说。

  对教育扶贫也是这样,汪亦兵有担忧更有期望。“如果教育扶贫仅仅是为了扶贫而教育的话,可能会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事情本身从本质上并无变化。在此期间,如果你对世界的认识、在情感、认知和审美方面没有完整的塑造和发展,那么短期被动地接受某种技能并非长久之事,最终是否能达到初心所愿,这就成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创新与效率:友成基金会教育扶贫的“试金石”

  《公益时报》:作为友成研究院执行院长,您对友成基金会近年来教育扶贫方面的工作想必非常熟悉,可否从项目类别和社会效果两个层面对此予以概括和总结?

  汪亦兵:友成基金会涉及教育扶贫的项目很多,从类别上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和K12的教育相关,所谓的“常青线”,从常青1.0到现在的常青4.0,已经有四代的迭代;另外一条线是和电商扶贫相关,实质上是通过对村民的电商知识培训,让他们获得通过电商致富的能力。

  我自己对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项目有一个分类。一类是教育扶贫,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改变受益对象的生命和生活状态;另一类是对乡村教育的扶贫,即通过教育为乡村教师赋能,改变他们的生命和生活状态。

  第一类项目中,电商扶贫是个很好的例子,村民特别是年轻妇女是直接的受益者,收益有明显的增加。此外,常青义教2.0的“双师教学”和常青义教3.0的“乡创计划”,其第一受益人都是学生,经过一段时间,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有明显提高。

  第二类项目是我自己的归类,即对乡村教师的赋能。按道理来说,乡村教师是教育扶贫最主要的力量,但由于长期教育投入的不均衡,乡村师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一来是缺少培训的机会,二就是个体的孤独。

  常青4.0的“青椒计划”就是针对乡村青年教师实施的公益项目。项目开展不到一年,已经有3万多名乡村教师在线学习,全国有21个省70个县参加了这个项目。乡村教师们对此的反馈非常热烈,也得到了地方政府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

  友成基金会的教育扶贫实践社会影响很大,反响非常好。2010年到2013年实施的“常青义教”项目曾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今年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发起了“银龄计划”,要在3年之内招募一万名城市退休老师到乡村去,和“常青义教”的模式完全一样。2013年实施的“双师教学”被广西推广,浙江省教育厅今年也开始在全省实施“双师教学”,即“城乡携手,同步课堂”的模式。

  这说明,一个公益机构应该是创新驱动的组织,它能更敏感地发现问题,并用试点的方式去尝试解决问题,一旦试点成功,就可以变成政策或可复制的模式。所以,公益组织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先行者,同时也是倡导者,以引起全社会对某个社会议题的关注。友成基金会在教育扶贫实践中,已经动员和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这也是公益很重要的功能。

  认知障碍:教育扶贫的“绊脚石”

  《公益时报》:友成基金会在当下教育扶贫的推进过程中还遇到哪些障碍?这些问题属于个案,还是所有公益组织在此类项目运行过程中都可能遇到的普遍现象?是否已找到具体的解决办法?

  汪亦兵:教育扶贫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创新需要,第一是教育的创新,第二是扶贫的创新。此外,扶贫可以有某种程度的工程思维,但教育不可能有工程思维。所以,教育扶贫遇到的障碍,主要是观念上的。这一点应该具有普遍性。

  首先,教育是属于政府集中管理的领域,公益机构需要有充分的耐心,还需要以自己的专业能力来说服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一旦有了成功的经验,以后的项目就会容易很多。

  此外,乡村学校的校长和老师的认知与热情也是关键,所以要真想改变学生的受教育状态,改变乡村校长和老师的认知是关键。关键方法之一是获得基层教育管理部门的支持,其次可以通过引进典型案例来影响他们。

  第三,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无论是教师的教学水平,还是学生的认知能力以及综合素质的提升,实际上很难用一个明晰量化的标准甚或数据体系去界定,所以很难支持。不像当年的希望工程,大量的企业家乃至个人都捐款建校。这对公益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何让更多人理解并参与到与扶贫和教育相关的项目中来。

  《公益时报》:教育扶贫无疑是一条艰巨而漫长的道路。就您研究判断,未来三到五年间,中国教育扶贫的格局和轨迹会否有新的变化和调整?

  汪亦兵:我们正处在一个无法对未来做出预期的年代,因为无论是社会、政治、经济还是技术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在三五年之内,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似乎得到解决,但产生贫困的原因并未解决,我的担心是,在绝对贫困问题消除以后,当运动式的扶贫结束后,对农村教育扶贫的力度和关注度会不会受到影响,农村的教育是否又会陷入新的困境。

  还有一个可能的调整或必须加以重视的,是对流动儿童教育的关注会增加,如果不对他们的教育给予足够重视,有可能会成为未来城市贫困的源头。

  《公益时报》:如果届时真的出现了您所担心的——教育扶贫热潮因绝对贫困问题的消除而戛然而止,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步伐会否也因此停滞?

  汪亦兵:这就要求政府在相关政策上的支持一定要能得以延续,比如说对乡村教育的支持、补贴不仅要延续,还要加强。如果说到那时,政府优惠政策突然停掉的话,即便是社会组织想要更多介入参与,也会有心无力;另外从社会角度而言,应该鼓励社会组织更多地介入,包括退休教师志愿者,更多参与到乡村教育建设中去;同时,企业家群体对此的关注和投入也不宜就此止步。

  用好互联网技术这块“魔法石”

  《公益时报》:就您观察,目前互联网教育扶贫在具体实施中的短板会有哪些?如何弥补克服?

  汪亦兵:互联网在教育扶贫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时空上为消除城乡之间的差别提供了可能性,即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可以做到同步,这是最关键的;第二,是扩张的边际成本为零,可以大规模扩张,这是所谓的“网络效应”;第三,用网络平台上资源的丰富性满足乡村教育中贫困多样性的需求。由于地域不同、贫困成因不同、文化不同,很多地方都存在个性化的需要,显然,我们很难在线下通过人力来满足这些需求。但对于网上平台而言,由于服务提供方很多,每一个服务提供方都提供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就像一个购物中心,每一个人都能发现自己的需要。

  当然,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技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我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做实际和深入的调研,但我想可能存在的问题是:第一,在我们用互联网做工具时,我们是否也赋予了情感?第二,当我们强调去中心化的时候,我们是否先建立了共识和规则?第三,当我们强调线上教育的时候,是否还有线下的连接以形成一个闭环;第四,互联网是一个大容器,其中的内容鱼目混珠,如何让受益者具有甄别的能力,社群的建设和管理是关键。一个好的社群具有吸引力、具有共同的规则,大家在其中可以共同进步,所以社群管理是互联网学习的关键,必须有情感、有规则、有共识、有激励。

  亚布力论坛:引领“义利并举”新生态

  《公益时报》:作为已经创办18年的国内知名民间论坛,“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近年来加大了对公益慈善领域的深度探究和观察。您认为这释放了怎样一种信号?

  汪亦兵:企业家或企业参与公益当然是时代的一个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未来的企业就是“义利并举”的企业,这一点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

  教育扶贫也可以成为被誉为“竞争战略之父”的迈克尔·波特所提倡的“共享价值”中的一种,其实质是说企业的社会目标和商业目标是一致的。友成基金会长期的合作伙伴“沪江网”、“爱课堂”、“洋葱数学”等都是这种新型企业的典型代表。

  中国经济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企业家是最主要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的认识也在不断的提升。亚布力论坛的创始就是中国企业家群体的一个觉醒,到近年越来关注宏观经济、越来越关注社会发展,提倡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等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和友成基金会的同仁们都认为,人类总体上正在从工商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这些现象,都是生态文明的体现。

    现在我们是以公益人的角色来参加企业家的论坛,讨论的是如何跨界的问题。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仍然会出现在这样或那样的论坛上,但不再是以企业界或公益界为唯一分割标准,而可能是以其他不同的行业或其他角色来参与,因为“义利并举”已经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到那时,我们的社会人文生态格局必将迎来值得期待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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