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碍者和他们的”疯狂

发布时间:2018-10-10 13:02 | 来源:新京报网 2018-09-20 02:31:10 | 查看:206次

让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苏坟村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会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锅面包……这些面包,会在北京的使馆学校或外国公寓售卖。

9月4日,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参与“疯狂面包房”项目的精神障碍者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面包。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让精神病人合作做面包?这听起来像是一件疯狂的事情,但在位于北京东五环外苏坟村的北京朝阳区精神病托管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托管中心”),里面的病人会制作各式各样的面包,法棒、牛角、桂皮卷、面包圈、火锅面包……这些面包,会在北京的使馆学校或外国公寓售卖。

  托管中心常年有200多名病人,他们之中大部分是精神障碍者,托管中心选出几名病情稳定、具有基本社交能力的患者,培养他们成为面包师。

  在坊间,精神病人有时也会被不礼貌地唤作“疯子”,他们索性就把自己制作的面包称之为“crazy bake(疯狂面包)”。

  做面包,也为他们接触社会打开了小小的缺口。托管中心主任杨云和面包师们都希望,让他们有机会像手中的面包一样,融入人群。

  味道“好极了”

  托管中心穿白衣服的,除了穿白大褂的工作人员,就数面包师。

  9月4日早晨7点多,面包师李光景(化名)走出病区,换上洁白的厨师服,厨师帽立在头上,一身利落。

  前一晚,大厨吕文海已经和好面,面包师们今早负责揉面、做造型、烘焙,再给做好的面包贴标签。

  做面包本是托管中心的一项康复项目,在此之前,李光景还种过菜,学过电脑,练习英语口语,但只有做面包坚持了下来,也只有做面包的康复效果最好。

  最早提议做面包的,是来自瑞士的伊万和德国的娜塔沙两名女志愿者。伊万曾在国外做过心理医生,和精神病患者有过长期接触,娜塔沙跟随在华工作的丈夫做家庭主妇。她们两人曾带着病人一起种菜,因为种菜受季节限制,她们希望全年能给病人找点事做,提议教病人做面包。

  伊万回忆,十多年前,她看到这些病人都是一种沮丧的状态,“他们没有希望,在自己的生活里看不到任何改变,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帮助他们。

  她下决心创办“疯狂面包”,“让他们看到希望,让他们知道有改变的可能性。”

  托管中心主任杨云还记得,她把做面包的想法告诉病人时,人人都打起了退堂鼓,“大家说的最多的是,我们在家连饭都不会做,做面包更甭想。”

  托管中心负责康复工作的王康乐能理解这种退却,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往往社交能力衰退,生活懒散,情感淡漠,“如果能组织他们一起做面包,会调动他们各方面的能力,是很好的康复项目。”

  李光景、赵大宝(化名)和姜晓辉(化名)三人最早同意参加做面包。经过病情评估,以及征得家属同意,他们都成了托管中心的面包师。杨云把一间会议室改造后,“疯狂面包”项目就算成立了。

  李光景还记得第一次做面包的时候,自己揉面不知道怎么用力,手一直哆哆嗦嗦,“常人”用一天,他学会用了快俩月。赵大宝也是,今天刚学会了怎么捏圆圈,第二天就全忘了,还要从头学。病人一直学不会拧麻花,就用毛巾来练习。厨师吕文海挨个指导,从擦桌子扫地到揉面,直到第一炉面包出炉的时候,所有人都记得当时的味道,“好极了”。

  14年来,面包师们来来去去,有的被家属接走了,有的发病做不了,只有最初的李光景、赵大宝和姜晓辉坚持至今。

  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除了“学艺”艰难,大家更大的担心是,就算面包真做出来,谁会买精神病人做的面包?

  “我们不停地推销面包,但让别人吃我们的面包很难,人们说他们不想吃面包,因为要减肥。实际上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做面包的人是精神病人。”在一次访谈中,伊万说。

  好在一些使馆学校、国际学校、外国公寓里的老外,成了“疯狂面包”预订和零售的大客户。

  李光景回忆,第一次出门去卖面包,他害怕跨出这道红色的铁门,“精神病人做的面包,会有人买吗?万一被人嫌弃怎么办?”

  好在初战告捷。在外国公寓卖面包时,他们带着自制的广告牌,上面写着,“我们是来自托管中心的精神病人,这是我们做的疯狂面包,欢迎品尝”,他们感叹老外对“疯狂面包”的热情,面包很快就售罄。

  不过让李光景最伤心的,还是人们对病人身份的误解。有一年圣诞节,外国志愿者帮他们联系到一家外企,外企年会结束后,压轴的节目就是外企老板推销李光景怀里的面包,李光景还记得那是小人造型加了葡萄干的面包,面包师们用礼品带扎好,绚丽的灯光下,中国雇员们很快把面包抢购一空,可年会结束的时候,众人散去,留下了满桌的面包。

  跟李光景相比,杨云遭受到的冷眼更加直观,她组织病人出游,大巴车租不到,公园不让进,只在公园门口合张影就走了,就连上厕所也被拒绝。

  对于这些,杨云不愿意称之为歧视,更愿意理解为误解,“是外界不了解精神病人,我们不能要求外界怎么样,就从自身来改变,比如出游少带人多批次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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