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周德蓉，是在2011年腾冲迎接抗战老兵遗骸回归的纪念活动上。果绿色的毛衫，短发微卷，皮肤白皙，她当时66岁，但看上去，也就是50岁上下的样子。神采奕奕，说话时声音很洪亮。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让人追不上她的脚步。

在后来的交往中，知道她在抗战老兵志愿者中非常出名，但凡有什么老兵的事，她就是主事者。其后的几年，她成了最忙碌的人。当你问她，年近七旬，为何还要如此付出？她答：“就为尽孝。”对她而言，这同时也是对英雄的敬意。

老兵后代

今年，周德蓉刚好70岁，是云南“关怀老兵”计划项目办主任、飞虎队研究会副秘书长、云南黄埔合唱团团长。年近七旬，她仍然奔忙在为老兵服务的路上，她觉得自己的工作是在与时间赛跑，如今，云南抗战老兵年纪最小的也有89岁，最大的105岁了，老兵们未来的日子已经不多，他们在“归队”前，“我要好好和伙伴们陪好他们，让他们过得愉快、有尊严！”今年，她又有了一个头衔——云南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她更忙了，尤其今年是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她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得满满的，“恨不得分身成两个人”。

不管身体怎样，老人权当把这种忙碌当作锻炼。想想自己的父亲，她知道，自己为父亲和父亲这些战友们做得太少了。

周德蓉的父亲杨公柱2006年4月16日过世，终年100岁，现葬于玉案山。她记得，一向身体健朗、神思灵敏的父亲走得突然，在父亲走的头晚，他问周德蓉：“女儿，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你的？”“没有，我很幸福。到这个年纪还有爸爸每天关心着我。”“我能活到今天，已经很满足了。”父女俩聊了一些过去，父亲安静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我是一名老兵的后代，但是我对父亲有愧疚。”父亲离世近10年，周德蓉忆及往事，感慨万端。

1945年8月15日反法西斯胜利这一天，周德蓉出生于昆明。父亲杨公柱，黄埔10期学员，招募10万青年学生志愿兵（远征军）常务副大队长，国民党少将，参加过鲁南战役、台儿庄战役、长沙保卫战、松山战役。1941年在昆明巫家坝飞机场任大队长，1947年初正式办理退役手续。

儿时的周德蓉完全不了解自己的父亲，而因为父亲的离家，她从小尝尽了人世的冷暖。尽管母亲一直说，父亲是好人，他打过日本侵略者，是个英雄，“但是，我还是希望不要和他再有任何关系”。

对那段历史的陌生，让年少的她无法接受父亲的去国离家。而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她的父亲是不被认可的一群人中的一个。

1977年，在河南军工单位工作的周德蓉被组织叫去谈话，按照“返乡投亲”的政策，父亲将要和她生活在一起，但周德蓉断然拒绝。“我为什么要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1984年，周德蓉收到一份发自昆明的电报：“小丽，你爸病急住在五华区医院。”再三考虑后，她赶到昆明，那是她隔了28年后第一次见到父亲，“没有激动，什么都没有，我很淡淡地说了句‘你病了？’他也很客气地说了声‘你来了’？”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周德蓉深深地误解着父亲。甚至后来，她随了母姓。

这种复杂的情感在老兵后代中并不少见，因历史原因长期与父亲分离，同时也对父亲完全不理解，甚至有后代至今无法谅解自己的父辈。

父亲回家后，尽管父女有了接触，但周德蓉对父亲还是不了解，而父亲对她也十分客气，“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

对于父亲的历史，周德蓉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是和父亲一起生活后，父亲军人天性中的正直、坦荡却让她印象深刻。“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的一位黄埔同学准备来大陆投资一个亿，因为相信父亲，就委托儿子来找他，让他安排中方代理人。”周德蓉回忆，当她得知此事时，去找了父亲，让父亲引荐她，结果被拒绝，“我当时条件不好，要供几个孩子读大学，还要照管他和我母亲，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能力。但父亲说，他不能引荐我，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我经济很困难；同学信他，他不能做有损于同学的事。”因为没有在昆明找到合适的中间人，后来父亲将这个同学的投资意向引荐到了外省。

与父亲在一起的生活中，周德蓉越发感受到父亲的人格魅力，96岁的父亲坐公交车会给孕妇让座，理由是对方两条生命，尽管他年龄大了，但身体还行；去小店吃米线时，她让父亲占座，而父亲往往都会站到一旁，理由是，与其坐着等不如让别人坐着先吃，提高桌椅的利用效率。

渐渐地，随着对父亲的了解，周德蓉从那时起开始了解和寻找那段早已被世人遗忘了的历史，哪怕一点点。

“父亲是一个很低调淡定的人。他不夸大其词，从他的举止气质上体现了当时的抗战军人的气质，与他一样的抗战老兵，不应该被世人遗忘。”虽然只了解到不算太多的尘封历史，但那份埋藏心中多年的误解，却在周德蓉的心中渐渐淡去。

尽孝

父亲没有跟周德蓉提只言片语关于他当兵的过去，但到了21世纪，这段尘封的历史开始慢慢冰释。2001年，有媒体找到周德蓉，称要采访她父亲的抗战经历。周德蓉默默在一旁做记录。

都是一些琐碎的、悲伤的故事，父亲讲了自己的经历以及战场上和战友们与日寇奋战的经历，周德蓉在父亲的故事中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个国家曾经的沧桑和伟大。

在生活逐渐稳定后，来看父亲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他的老部下和曾经的黄埔同学。“每逢父亲的生日和节日，他都要请他的同学和朋友来聚一下，我也接触了这些老兵”。父亲每年中秋节要买很多蛋糕送战友，她一家家骑着自行车送。每个冬天，她要买棉鞋和棉袜送去，10多年的中秋节和过年，是她最忙碌的时候。

以前是黄埔老兵，之后是更多的抗战老兵，她这样做一直坚持到今天。

父亲故去后，周德蓉开始为父亲的战友尽孝，那时候也没有老兵之说，2007年，她成为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特邀联络员，负责联络健在的1~10期的黄埔老兵，当时她负责照顾19位老兵。买上鱼肉、牛奶和水果，每月都会去看望他们，“我就把他们当作我的叔叔，算是为我爸爸做点事。”

而在这一过程中，周德蓉渐渐发现，自己的父亲应该算是生活最好的了，而他的那些老战友们却全然不是这样，大多生活贫困。

2007年的一天，周德蓉偶然听说有一个叫陈虎的老兵，四川人，黄埔7期学员。几经打听，她来到东华小区。老伴91岁，陈虎96岁。当时正是寒冬，一个饭碗大的电炉放在逼仄的屋里，老人围着电炉正在烤火。

“无儿无女，老两口相依为命，看了心酸啊。”周德蓉留下带来的红参，问老人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跟我说能不能跟医院说说，挂一个专家号”。她答应去帮老人挂号。

然而，就在第二天一早，陈虎的老伴打电话给她：“陈虎死了。”“我一听一下子就腿软脚软的了，那个难过啊。”原来，老人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他习惯每晚胸口疼时用热水泡手。当晚停电，烧水烧不了，老人心脏病突发，被抬到医院已经不行了。

离世前，老人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纸，那张纸是周德蓉去看望他时留下的电话。这件事过去了7年，周德蓉仍然很内疚，“我没有早一点去看老人”。

2007至2009年的3年里，周德蓉为老兵送行烧了许多纸。经常光顾纸火店的老板听说她是为了抗战老兵送行而买纸后，告诉她“你来拿纸我不要钱”。

到2011，1~10期的黄埔学员也曾是父亲的老战友全部驾鹤西去。她亲自送走了自己照顾的最后一个黄埔老兵。

服务

如果说在2009年以前，周德蓉是为了父亲而尽孝，之后的时日，她把自己的这份孝心延伸到了上百名抗战老兵身上。

周德蓉认识带老兵回家的著名媒体人孙春龙是在2009年。她在报纸上看到了7个老兵回家后将离昆的消息，赶到了机场。“周阿姨给了7个老兵每人300元，装有云南名茶的景泰蓝茶叶盒每人一个，他父亲珍爱的曾放在书案上的铜制的‘弥勒佛’、‘关公’用红布包着，送给老兵们，与他们握手，很感人的场面。”孙春龙记忆犹新。

至此，孙春龙之后创立的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也和周德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孙春龙但凡在云南有老兵的事需要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德蓉。2012年，周德基又与该基金会签订了协议，成为基金会在云南为老兵服务的一个工作站。

“我们这些年为许多老兵服务，周大姐是最尽心的，她记得每一位老兵的事情和病痛，她是一个有大爱的人。”志愿者艾青莲这些年看着周德蓉做事为人，她说自己从内心由衷地敬佩周大姐。

刘华，黄埔15期老兵，第八军荣誉一师的上校参谋，在世时是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会长。刘华生活很困难，周德蓉认识刘华已经20多年，2013年时，老人92岁高龄。

“他多次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直到2013年，他才提出，一个人生活非常孤独凄苦，他说‘我两年都没有睡着了，我怕一个人死在这里’，我就想是不是给他联系一个养老院”。

2013年，在周德蓉的帮助下，刘华住进了知青公寓。费用由深圳龙越基金会每月支付1767元。刘华生活有人照顾，也有了聊天的老伙伴，回忆往事成了消磨时光的最好方式。媒体在采访他时，他说自己现在过得很开心，亲人就是周德蓉。

2014年6月，刘华去世前的半个月，周德蓉与照顾刘华的志愿者吴宾、候煜华辗转几家医院一直陪伴着老人，直到6月26日老人离世。

志愿者沈凯华说老兵王德修视周德蓉为唯一的亲人。2013年7月的一天，周德蓉接到了一位好心人的电话，说有个老兵长期在北站附近捡垃圾，90多岁了，这两天下大雨，不知道情况怎么样。“听了就心痛，我决定去看看。”

周德蓉和志愿者们找了3天，最终在北站鼓楼路的一家商场的屋檐下见到了王德修，“一个纸箱上垫着一块泡沫，一床破床单铺在上面，旁边两个纸饭盒，里面的米已经长了绿霉了。老人正在理那些东西。”周德蓉问老人话，但老人什么都不说，“旁边一位姓赵的人说，他怕再进监狱，所以他不跟你讲”。无奈，她将身上带着的唯一的700元给了他，“老人很有尊严，推脱不要，最后我硬塞给了他”。接着她又跑了3趟看望老人，落实老人的身份。

正好来昆的孙春龙听到周德蓉说了这位老兵后，决定第二天和她一起去看望这位96岁的老兵。也许是被周德蓉的关心和执著打动了，老人说出了自己的经历。“不管怎样，老人是不能住在这里了。”

当天，王德修被相关政府的工作人员安排到了知青公寓。几十年的风餐露宿，老人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在搬离这个地方时，老人拿出了他捡到的认为最好的一个铜戒指要送给周德蓉。

王老住进了养老院，周德蓉又跑到了王老所说的杨林某农场了解情况，最终确定了王老的老兵身份。“王老就像对亲人一样对周大姐，爱心人士送他的背心，他一定要送给她。”

每个礼拜，她要到养老院带老兵出来，请老兵吃一顿好菜好饭。只要是遇到老兵们的生日，她都要亲自登门拜访。这些年，刚来的志愿者想不通，“周大姐那么大年纪了，怎么精力就那么旺盛呢？”而和她处熟了，正如艾青莲所言：“老兵在她的心里始终是第一位的。”

为了让仍然健在的老兵开心地度过晚年，2009年9月，周德蓉又组织黄埔后代组成黄埔合唱团，共60人的合唱团成为了为老兵歌唱的“台柱子”。从2010年开始，每年的抗战胜利日，他们都会为老兵们献上一台精彩的演出。今年8月，他们将作为滇西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的集体会员上台演出。

“我没有杂念没有想法，很单纯，我就是为了让老兵晚年过得开心点，不至于离世的时候留下遗憾。”周德蓉说。

送行

也许，老兵王德修在敬老院里度过的短暂时日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这时光太短太短。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个凌晨，老人死于脑梗。3天前，周德蓉请他吃饭，一碗豆腐老人舍不得吃，他离去后仍放在桌上。一名志愿者记得，老人两次在饭桌上对周德蓉说：“我下辈子一定会报你的恩，这辈子是没有办法了。”

王老离去时，周德蓉哭得伤心。老人没有一个亲人，最终送他远行的是生前照顾他的志愿者们。他的碑文上写着“爱你的人们”。

随后是刘华的离世。许多她曾经照顾和牵念的老兵相继离去，她为他们送行，这一送就是几十位。“每次她哭得特别伤心，我说，周大姐，你不能再这样哭了，眼睛受不了。”艾青莲无数次劝她。而沈凯华发现“每一位老兵离世前就算是糊涂了，他们唯一记得的人还是周大姐。”

“老兵们去世了，我们后代总有一个怀念的地方吧。”周德蓉从开始做老兵工作起，便操心老兵们离世后的安葬地。

2008年，金陵公墓的董事长李自铭决定免费送2000个墓地给离世的老兵。他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老兵们的消息，并在媒体上进行了回应。“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睡不着，我就去找了李自铭。一拍即合，他是个有大爱的人！”

如今，老兵已经分到了100个墓地，而刘华、王德修等离世的老兵已然在这里安息。

这些年来，周德蓉为了老兵的事，一个月电话费是五六百元，自己的退休金和儿女给她的钱几乎全部都花在了老兵身上，而她坐车几乎不坐出租车，全靠挤公交车和两条腿去为老兵办事。

2015年1月9日她的老伴怆然离世。这几年，老伴一直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周德蓉，每天她在外面忙，回到家里已是晚上九、十点钟，“好多时候实在太累了，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又出去了。”匆匆忙碌的背后，她却没意识到身患癌症的老伴已经无法承受病痛的折磨。

“老头离世前我好好陪了他一个月，我觉得对不起老头，我太内疚！”老伴的离世对周德蓉的打击很大，至今说起老伴仍然泪流不止。几个月的时间里，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全身疼痛，严重失眠，体重骤降了10公斤。

然而，为了仍然健在的老兵，周德蓉振作起精神，“我现在还带着一、二百人的团队，我会把老兵工作坚持下去”。

短短几年，周德蓉见证了昆明抗战老兵志愿者队伍的壮大。从最初个人单兵努力，到中国远征军云南联谊会的三五人的团队，再到如今近百人的规模，且有了固定的办公场所，这让周德蓉十分感慨。

昆明的老兵志愿者队伍里，有近8成是老兵后代，平均年龄50岁以上，退休者居多，几乎成了全职志愿者。这并非昆明独有现象，而是全国老兵志愿者中普遍存在的情况，可以说，他们是最早的草根老兵志愿者，也是他们让抗战老兵被世人所熟知。

对他们来说，做志愿者更像尽孝，在老兵的身上，他们寻找似曾相识的感觉，“健在的老兵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我们应该为他们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对周德蓉而言，这是对英雄的敬意。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这一队伍中，遍及各地，几乎可以从每一个行业中找到他们的身影。

而在众多志愿者的心里，“周大姐就是我们的主心骨，有了她我们才找得到工作的方向，她在工作中是非常讲原则的，她常常告诉我们，不能说的话不说，不能做的事不做，更不能借着为老兵做事谋私利，她的大爱感染着我们，她让我们服气！只要她在，我们就愿意跟着她干！”

目前，昆明地区现有220多位健在的老兵，周德蓉和所有的志愿者们都在和时间赛跑，她愿意和大家一起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为抗战老兵送上心灵的慰藉，传递更多的爱和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