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另一个好社会的竞争模式，而且，他们未必愿意看到的是这个好社会竞争者来自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

作者： 知名媒体人 肖郎平

当罗斯福提出“免于饥饿和恐惧的自由”时，像他这样深陷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优越感的白人精英，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会面临双重挑战。

一方面，号称富庶的美国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反贫困中竟然成效稀疏；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后来居上，成功实现了这样伟大的夙愿。

中国不但击溃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妖魔化言论，而且把自己的人民养得越来越好，摆脱贫困，实现全面同步小康。

中国反贫困的巨大成就，无疑将改变世界强国、大国之间关于社会公平的政治话语分配，成为建设好社会的模式选项中新的竞争者。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脱贫经验无疑是本世纪赠送给全人类最好的礼物。

超越千年小康梦想

小康和大同是传统儒家社会提出的两大社会梦想。

什么是小康呢？

这个词源出《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让老百姓稍事休息而已，按其本意要求并不高。

那么，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所指称的小康社会又指什么？政治学者在比较研究后指出，邓小平“小康社会”概念超越了传统。

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社会的构想。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如果以世纪之交为分界点，那么，中国用了20年时间建设小康社会，又用了20年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至今，仅不到8年的时间。

一般来说，随着经济体量增大，越往后速度越慢。然而，实践证明，在实现小康社会的道路上，中国跑出了加速度。

从社会分配来说，2010年前后中国贫富分化加剧出现基尼系数不断扩大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多年不公布该数字的情况。

全球历史经验都表明，扭转贫富分化趋势谈何容易，可是中国做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分配的天平向普通民众倾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次生动体现。

就连“修昔底德陷阱”的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也感叹：“毋庸置疑，近40年来中国奇迹一般的飞速发展为其人民创造了过去4000年历史都无法比拟的福祉。”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迈出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步伐，一条红船穿越历史的滔天巨浪划向光明的未来。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毛泽东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对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个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兑现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历史将记录这一刻的好成绩。

不只是摆脱绝对贫困

中国历史性地摆脱了绝对贫困，这是一个空前的奇迹。然而，事实上，以今天中国脱贫的标准来说，这个成就实际上被低估了。

无论是就中国历史作纵向比较，还是以联合国及其他国家标准作横向比较，这绝对不是仅仅摆脱绝对贫困而已。

绝对贫困的定义是仅仅着眼于基本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说的，按照生物学标准把基本需要折算成货币预算。

1978年，钱纳里在世界银行发布的第一本《世界发展报告》前言中指出，“8亿人口继续陷入我称之为的绝对贫困中：一个以营养不良、文盲、疾病、肮脏的环境、高婴儿死亡率和低预期寿命为特点的生活条件，这个定义显然是广泛的，涵盖了多维度的剥夺，但具体数字是以经济资源衡量的贫困为基础的”。

然而，我们都知道，中国脱贫标准是“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即收入达标，吃穿不愁，住房、教育、医疗三保障，有些省份还要加上安全饮水这一项基本保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以消除多维贫困为工作评价依据。

有的人说中国贫困标准低，一方面，不了解实际情况，简单以货币数字来代替实际脱贫标准；另一方面，即使以货币数字为标准，世界银行也明确指出中国标准高于世行标准。

以我所在的贵州省为例，好几年前，贵阳市和贵安新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都提出了高标准脱贫的工作要求。原因在于，如果按照年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为标准，当地就几乎找不到贫困对象。中央明确指出不能擅自提高脱贫标准之后，地方政府的提法统一了，但相对贫困家庭的稳脱贫工作还要继续。

有的地方，明明家里有一座两三层崭新的大房子，仅从房子外观来看就知道不属于贫困对象。然而，门口赫然挂着贫困户信息卡。说起原因，基层干部也无奈，验收组说家里没有自来水就没有达到“安全饮水”这条标准，必须列为脱贫对象。

10月份，我刚从原本是贵州最穷的麻山回来，又有新的感慨。政府按最高标准补助3.5万元为一个低保户家庭重建房子，这点钱当然不够，村干部帮忙建房的8000多元劳务费暂时欠着，当家的中年男人自己赊账买了6900元的门窗。而帮扶当地的私企，无偿援助他建起了第二层。全年低保金加公益岗位收入超过3万元，地板光洁，入户换拖鞋，家门口摆了50多盆杜鹃花，完全是小康人家的模样。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低保户的生活可以如此幸福，即使是欧美也难做到。而基层工作人员为贫困家庭垫资施工，私企为贫困家庭无偿援建住房，在西方国家看来这是更加难以想象的。 

好社会的竞争

约翰·加尔布雷斯被称为继凯恩斯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果从关心公共利益的角度来说，确乎如此，他绝不是不问世事的书斋学者。

加尔布雷斯也被称为美国第一个关注新型贫困的经济学家，在那本名字颇有讽刺意味的《丰裕社会》一书中，他用睥睨全球的语气写道，贫困几乎贯穿人类历史，近代史上欧洲人居住的一个小角落出现了例外，可是和整个人类历史相比而言仍微不足道，“在这里，特别是在美国，才有巨大而十分空前的丰裕”。

然而，仅仅几年之后，迈克尔·哈灵顿在《另一个美国》揭露了多达四五千万美国人陷入贫困的事实。“不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正义层面，每个美国公民都应当致力于根除另一个美国的贫困，因为在世界上如此富有的国度中，出现这样原本可以避免的苦难是不能容忍的。”

据说，哈灵顿的书影响了肯尼迪并促使后者在1964年下决心发起一场“无条件的战争”—反贫困。

然而，美国不仅没有解决国内穷人的问题，也没有如加尔布雷斯充满布道者情结所期望的那样，消除地球上的穷人的问题。

直到今天，美国还有4000万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其中1800万生活在赤贫中，有530万人相当于第三世界的赤贫阶层；而贫困发生率，则依然徘徊在12%~14%左右，和反贫困战争之初相比毫无变化。

美国著名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贫困与不平等”一栏标题下，有这样一句话，“如今，美国的福利支出是19世纪60年代的16倍，但联邦贫困率几乎保持不变。”

上世纪80年代，哈灵顿回顾20多年的反贫困历程发出这样的感慨：“向贫困开战以来的岁月表明，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社会里，贫困，甚至饥饿，根源于我们的结构、我们的制度、我们做事的常规方式。”

距离80年代又过去快40年了，假如哈灵顿再度审视美国尤其是反顾中国脱贫成就时，他对这番感慨也许会别有滋味在心头。

的确，在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另一个好社会的竞争模式，而且，他们未必愿意看到的是这个好社会竞争者来自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中国。

加尔布雷斯低估了贫困的严重性，仅仅将美国存在的贫困问题分为个人型贫困和孤岛型贫困，这似乎不影响他梦想中的人道的好社会。作为对比，中国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作为中国人，无论你是残疾的个体，还是身处资源枯竭的孤岛区域，没有人会被落下，更别说是一个地区。

加尔布雷斯对贫困的批判也不够彻底，不是基于穷人的权利遭到侵犯乃至社会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只是认为这在现代美国太丢脸。他提出，在好社会里决不允许有人挨饿受冻。要实现这样的目标，“经济为好社会之本。经济决定论是一个无情的力量。好社会的经济体制应使所有的人受益”。

中国的经验表明， 经济只是解决贫困的基础，但经济决定论是无情的借口，政治制度才是关键。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深层次逻辑决定的，而不像西方寄希望于利益集团良心发现。

当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承认福利国家解决贫困的失败时，超越资本主义和帝制传统的中国道路，正在形成。

2018年4月26日，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朗西曼在《华尔街日报》撰文称，20世纪政治竞争的核心是建立在对立的世界观上，而到了21世纪，竞争则是发生在有相同基本目标的不同版本之间。双方都承诺经济增长和共同繁荣，而中国的崛起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可替代的选择。 

人类的礼物

无论是把反贫困当成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也好，还是把反贫困当成内部的公平正义也好，反贫困并不容易实现。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执行过长达十年的“缩小差距”（Closing the Gap）计划，而目标都落空了，甚至倒退了。这也再次说明，加尔布雷斯在消除饥饿方面的“经济决定论”认识是错误的。

发达国家，而且是人口不多的发达国家，在脱贫上无功而返。相反，中国拥有14亿人口，但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确立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两项最重要任务—消除贫困和饥饿。

毫无疑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8亿人口脱贫是献给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好礼物，而中国为全球反贫困提供的经验则是献给人类的另一个最好礼物。

就在今年9月22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贵州的实践”专题宣介会在贵州举行。专题宣介会以“决战脱贫攻坚”为主题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来自拉美16个国家、70多个政党和政党组织的200多名领导人通过网络视频连线参会，部分拉美国家驻华使节现场与会。

贵州曾经在全国人均GDP中长期排名倒数第一，如今上升到第26名，自然地理素有“地无三尺平”之说。然而，2015年在西部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拉美驻华使节代表团团长、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此行印象最深的，就是贵州完善的基础设施，尤其是发达的路网，“我们在这个遍布崇山峻岭的地方看到的是世界一流的隧桥工程，这能为人们带来更多公平发展的机会”。

卢格里斯感到惊叹的还有，一个过去贫穷的省份借助科技取得巨大发展，这是传达给世界的积极信号。“除了传统产业创新外，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新举措以及包括大数据在内的高科技应用都值得我们学习。”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主席、拉美政党常设大会主席亚历杭德罗·卡德纳斯对中国在扶贫成绩表示钦佩，认为只有制定科学政策并加以落实，消除贫困才有可能成功。

美洲基督教民主组织主席胡安·拉托雷对打通连接农村公路“最后一公里”的做法印象深刻，“只有执政党具有强有力的执政力并出台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才能实现有效脱贫。这非常值得拉丁美洲国家学习借鉴”。

毋庸置疑，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到中国或者贵州等省份学习脱贫经验。如果世界能够抛开意识形态之争，就一定会借此重新认识政治之善。

世界银行是开展全球贫困测量和监测最早的国际组织。半个世纪前，世界银行忧心忡忡地发现，增长是不利于穷人的。半个世纪来，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没有能力改写这个结论。2017年12月15日，联合国极端贫困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说，在美国，“如果你出身贫困，那么猜猜看你的结局会怎么样？无法摆脱贫困”。

而中国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贫困户，成了总书记最牵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