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考民政部门被指对袁厉害事件冷漠 阻记者采访(图)

发布时间:2014-01-09 13:54 | 来源:科学人 2013年01月12日 | 查看:3875次

在医院里,袁厉害仍在担忧着一个弃婴的命运。 晨报特派记者 张岂凡 现场图片 

在医院里,袁厉害仍在担忧着一个弃婴的命运。 晨报特派记者 张岂凡 现场图片

  在医院里,袁厉害仍在担忧着一个弃婴的命运。

  晨报特派记者 张岂凡 现场图片

  晨报特派记者 张岂凡 河南兰考报道

  20多年来,以摆摊为生的袁厉害收养弃婴逾百名,被称为“爱心妈妈”。她的义举,有人感动支持,有人质疑,袁厉害也与民政部门有过多次交锋。此次火灾发生后,袁厉害又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连日来,晨报记者采访了袁厉害以及其子女、养子、亲友,试图还原袁厉害真实的“收养王国”。

  住院期,她一直惦念孩子

  袁厉害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去开封见一见那些被送到福利院的孩子。

  昨日中午,在兰考县人民医院住院楼的一间病房内,袁厉害的身体状况已经比前日记者见到时有明显好转。病房里,袁厉害坐在床上,她的小儿子杜鸣、女婿郭海洋和一位邻居陪伴着她。

  记者了解到,昨日一早,袁厉害被兰考县民政部门接出了医院,并接受央视采访,谈论到敏感话题,袁厉害的情绪又一次激动起来,期间出现头晕情况,家人将她重新送回医院。

  病房里还躺着一个未满月的婴儿,正由袁厉害的邻居帮着照顾喂奶。记者看到,婴儿非常瘦弱,眼皮有些异样。关于婴儿的身世,袁厉害告诉记者,这个男婴是在火灾发生前两周刚领养的。“有人抱着婴儿放到我家门口。”袁厉害说,由于这段时间家里的婴儿较多,她和70来岁的保姆无法顾全,所以婴儿被暂时由她的一个亲戚代为照顾。

  郭海洋告诉记者,火灾发生后,那个亲戚也不敢再养这个孩子了,就再送了过来。

  这个孩子未来由谁照顾?“按照民政局的意思,可能也要送到开封市福利院吧。”袁厉害有些伤心地说。

  袁厉害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去开封见一见那些被送到福利院的孩子。“孩子被送走的这些天,我都没见过,很惦记。”袁厉害抽泣着说。

  在昨日约20分钟的探望时间里,袁厉害的声音从一开始的小心翼翼,慢慢变得激动起来,几度抽泣。记者、郭海洋和杜鸣曾几次试图打断她的话,希望她卧床休息,但她始终说个不停,还与郭海洋争吵了几句。

  趁着护士前来病房送药,记者抽身离去,袁厉害还特意叮嘱郭海洋,说话注意情绪,“是我要和他们说那么多的,你别怪他们,都是为了我好。”

  不忍丢弃,毅然抱回“死婴”

  袁厉害收养弃婴的事传开后,更多的人送弃婴上门,甚至出现了把婴儿放在门口的情形。

  出生于1966年的袁厉害在姐妹兄弟5人中排行第二。袁厉害的妹妹袁红英告诉记者,她的丈夫杜灵彪以前是军人,结婚后在袁厉害家落了户。杜灵彪转业后,夫妻俩曾在当地开过饭店,但生意不好,之后袁厉害开始了其在医院门口的摆摊生涯。1989年时,袁厉害已有了3个孩子,大女儿杜鹃、二儿子杜鹏、小儿子杜鸣。其中,杜鸣出生没几个月就被送往老家河北邢台,交由他伯伯和婶子养育,直到12岁时才回来。“那是农村观念旧,老家要留个男孩。”郭海洋解释说。

  正是从那年起,袁厉害开始收养弃婴。

  “我们住在医院门口的窝棚里,有一次母亲在医院门口遇到一个弃婴,小女孩嘴上有个豁(即兔唇),母亲心一软就抱了回来。”杜鹃告诉记者,这个女婴取名盼乐,是袁厉害最早收养的孩子之一。谈起盼乐,杜鹃露出一丝难得的笑容。“我们和她都挺亲的,没觉得她有病。”杜鹃说,盼乐成年后到河北生活,每逢过年还会回来和他们一家人团聚。

  在收养盼乐后,袁厉害继续领孩童回家。作为医院的兼职勤杂工,袁厉害有一次从产科病房抱出一个“死婴”,医院给她20元让她“处理”一下,但走着走着,孩子突然在她怀里“哇”地叫了一声。“孩子根本没死,袁厉害不忍心丢弃,就抱回来了。”袁厉害的一位好友回忆说。

  袁厉害收养弃婴的事在兰考传开了,更多的人送弃婴上门,甚至出现了把婴儿放在门口、一敲门就跑的情形。就这样,20多年里,袁厉害陆续收养的孩子超过百个。

  善举,让家人从怨言到支持

  儿子杜鹏回忆,如果没有母亲,那个弃婴可能会冻死。从那天起,他理解了母亲的心。

  早些年,在医院门口摆摊的袁厉害收养来的孩子和一家人共同居住在窝棚里。医院扩建后,袁厉害置换到土地,和乡邻合建了遭遇火灾的新居。

  后来孩子多了,丈夫杜灵彪和袁厉害产生矛盾,就搬了出去。

  “小时候,姥姥、父亲为了孩子的事情一直和妈妈吵架。”杜鹏说,他小时候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家里已经有孩子了,母亲还要不断地往家里接孩子。小儿子杜鸣也对母亲的行为有怨言。“她很少管我,我也很少叫她妈。说实话,她对我们几个真没上过心。”

  虽然有怨言,但家人也被袁厉害的善举感动,转而变得支持她。“那年冬天的一天,我记得下着大雪,我和妈妈一起回家,就在医院门口的积雪里看到一个弃婴。”杜鹏回忆说,孩子被布包裹着,他母亲把孩子抱起来带回家。“那时我在一旁看着,第一次感到(那婴儿)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如果没我妈妈,他可能就活活被冻死了。从那天起,我理解了母亲的心,也就不怪她了。”

  就在火灾发生前,即使是与袁厉害分居的丈夫杜灵彪也帮袁厉害养育着一个男孩。

  (原标题:收养弃婴20年,感动不了官员)

  我们期待福利院的承诺是认真的

  袁厉害,一场火灾让这个中年农村妇女深陷舆论漩涡。袁厉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通过这几日在兰考的采访,记者已很难将这个心直口快、性格质朴的胖阿姨,与质疑者口中满是心机、四处牟利的描绘联系在一起,记者看到的是个受人尊敬、被人信赖的“爱心妈妈”。

  不可否认,袁厉害的收养行为存在缺陷。她长期收养的弃婴往往患有疾病,而家境有限的袁厉害也没有治好所有孩童。袁家的估算毫不讳言,20年间收养逾百名孩童,存活下来的不过四五十个。而死去的孩子,袁厉害就默默地找个空地,挖个坑埋了,也没留下记录。

  缺乏系统记录成为质疑者的立足点,但对于一个小学没念完的农村妇女而言,被动接收孩子的她想法很简单——“有人送来孩子,我就得收下。 ”而如果不是袁厉害20多年的爱心和坚持,逝去的弃婴或许还会更多。毫不客气地说,是袁厉害和她的亲友们以一己之力承担了原本该由政府所做的事情。

  对于袁厉害的善举,当地政府在知晓其家庭条件不允许大规模收养孩子的情况下,采取了默许的态度,给予的支持少之又少。弃婴那么多,为什么兰考没有福利院?这个问题至今无人回答。

  2011年9月,袁厉害第二次被媒体集中曝光后,兰考县民政局曾连同开封市福利院一同去袁厉害家,但最终只接走5名弃婴,年纪大点的因为留恋袁厉害,在她的阻拦下留了下来。

  有了这样的经历,民政部门又抓到了借口,孩子未能搬迁去条件更佳的开封市福利院,错在袁厉害。但事实上,这正是民政部门先前的20年的不作为造成的。用新华社的话说“公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政府倒像旁观者了”。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当地警方还多次给袁家送去孩子,“不作为”演变成明目张胆地“推卸责任”。

  同样在2011年9月,迫于压力的民政部门在兰考设立弃婴临时安置点,摆出一副解决问题的态度,但实际上安置点的接收手续也是相当繁琐,于是当地人还是习惯把孩子放在袁家门口,甚至公安部门也继续送孩子到袁家。

  此次火灾发生后,民政部门的反应倒是神速,不到一天孩子们就被转到开封,但对于袁厉害究竟领养了几个孩子,他们却两天三变,从最初的34个,到后来的18个,接着再变回34个,至今无法给出准确说法。

  疑惑需要解答,当地民政部门的态度却令人心寒。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在火灾发生后仅公开露过一面,且面对追问一言不发。其余5名副局长中,仅有一人接受过采访也是避重就轻。昨日,记者辗转兰考民政局和兰考县委,得到的答复只是“领导很忙”。

  灾难已经发生,问题早已出现,民政部门自己表现冷漠,还对记者采访袁家设置障碍,昨天一上午,正在犯病的袁厉害被拉着四处躲藏奔波。

  “你们(报道措辞)注意点,我还要在兰考继续过。 ”这是袁厉害在昨天送走记者前说的话。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所谓的“连官员都害怕,不敢惹”的袁厉害,而是一个做了好事却要担心替政府背黑锅的普通百姓。

  2天前,兰考县承诺建新的福利院,保证不再出现弃婴问题。我们期待,这承诺是认真的。

  再次回应质疑

  “我从来没有靠孩子牟过利”

  从2006年起,袁厉害的义举就开始遭质疑,有人指责她靠孩子牟利、骗取低保。对此,郭海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家里光婴儿喝的奶粉,每个婴儿一周需要80元,一个季度就接近1000元。“火灾发生前,家里有五六个要喝奶的孩子,民政局给的20份低保,一个季度一共才4000元,说她骗低保,骗些啥?一直都是入不敷出。”

  此外,郭海洋、杜鹏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母亲从来不主动开口向他们要钱。而据袁厉害的弟弟袁九星介绍,为了养活这些孩子,袁厉害曾经向他借过几次钱。

  谈到这一点,昨日的袁厉害情绪也激动起来,她还在病房里嘱托子女把低保簿拿出来,还回民政局。“孩子都被接走了,都还回去,否则人家又要说我骗低保了!”说着说着,袁厉害又把手比划出“手枪”模样,“我从来没有靠孩子牟过利。”而此前,她更说过“如果我卖孩子,逮到我就把我枪毙”的狠话。

  郭海洋说,抱回来的孩子被别人领走的情况确实发生过,但根本谈不上“贩卖”,有时候对方是会主动给点钱,但数目都不大,就几千元,“毕竟孩子也养那么久了。”郭海洋还说,这几年,如果有人要领走孩子,母亲还会要对方出具户籍证明等材料,并去对方家看一下,符合条件的才把孩子送出去。“在被送往开封市福利院的孩童中,年纪大的能说话的都说想我妈妈,要回来,不能说话的拿画笔画的也是我妈妈。”说道这里,郭海洋忍不住哭起来。

    [新浪网-新闻晨报]

  兰考大火:当地官员离孤儿有多远?

■ 记者手记

1月4日,元旦假期后第一天。将近中午12点,我的电话响了。

“兰考出事了,烧死了7个孩子。赶紧去。”电话那一端,部门副主编的语速比往常快了许多。他说,孩子是一名叫袁厉害的兰考妇女收养的,都是有疾病或残疾的弃婴。

大火、弃婴、收养、病残。我不禁心头一震,出大事了。

当天中午2点多,我和摄影记者侯少卿,坐上了最近一列赶往郑州的高铁。我的同事孔璞,恰好在郑州采访。得知消息后,她已赶赴现场。

随着时断时续的信号,我开始不断刷新最新新闻进展,搜罗关于袁厉害的一切信息。

说实话,兰考当时给我的印象,只有一个电视剧里的焦裕禄,是个好官。

1 袁厉害是谁

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袁厉害坏。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1月6日上午,我第一次见到了袁厉害。她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在接受调查时突然发病,被家人连夜送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袁厉害身形胖大,穿着宽大的深色棉布衣服、像个农村的邻家大婶。

家人说,她一直昏睡,中间醒来过,不是号啕大哭,喊着死去孩子的名字,就是狠劲撕扯自己的头发。接着,又睡去。

看到网络上对袁厉害的描述,有人说她借孩子骗低保,还有人说她卖过孩子。看到眼前的袁厉害,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疑问:她和孩子们的感情真这么深吗?她有网上说的那么坏吗?

袁厉害始终昏睡,采访无法进行。我走出兰考县医院,准备再采访一下她的邻居,也多少想印证一下自己的想法。

我刚走出医院,见到一名身穿围裙,黑瘦的妇女走到门口,一把就拉住了袁厉害的儿子杜鹏,接着就泪流不止,当着十几个媒体记者哭出了声,嘴里重复着一句话“咋会这样呢”。

杜鹏也哭了。

在袁厉害的家门口,一名老人家正对着镜头大声质问记者:“谁说她不好,凭啥这样说?我和他对证”。为了养别人的孩子,小儿子杜鸣被送到奶奶家,12岁才被接回来,母子关系始终不怎么好。

旁边的人说,不光兰考弃婴,外地的家长也往她家送。没有袁厉害,这些孩子早就死了。

郭海洋说,他的岳父多少有点异议。他劝说袁厉害,不要再多收养孩子了。袁厉害不听。

因为收养弃婴,袁厉害的名声越来越大,送来的孩子越来越多。

郭海洋说,他岳父担心,在自己还能抚养这些孩子的时候,这些孩子还有人管,等他们老了,这些收养的孩子会是自己子女一辈子的拖累。

第二次见到袁厉害,是在7日上午。一家媒体开车想拉着袁厉害去福利院。这时一个与袁厉害熟识的人冲过来,伸手塞给她几十块钱,她眼泪直流,又哭起来。

采访结束后,我和几名同行坐在一起,讨论袁厉害究竟是啥样的人。大家各自聊起采访经历,开三轮车的、开商店的、甚至是政府里的人,没有一个人说她坏。

一名上海的同行说,袁厉害一个邻居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道吗?没有这场火灾,她肯定能‘感动中国’”。

2 孩子们有多苦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8日晚上,我终于和袁厉害建立了联系。此时的她,已经受到了两名“保安”的特殊照顾,一批批记者被拦在了外面,也包括我。

无奈之下,我打通了袁厉害小儿子杜鸣的电话,再由他把手机转交给袁厉害。

从出事至今,袁家人几乎从没拒绝过我的当面采访或是电话采访,只是感觉袁家人都不善于表达,甚至为表达不出心里话,有些焦急。

电话那头的袁厉害声音很低,很客气。虽然没见过面,但总是以“弟弟”称呼。她开口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见你,我想见你们呀,弟弟,你们在哪”。

当我提出采访时,她仍然是“你说吧,弟弟,我听着”。电话那头,她有些激动,言语有些混乱。她说,她给孩子们办过残疾证、办过孤儿证,但是没一个能办成的。

袁厉害说,她写过申请,县残联没给她一分钱。说到民政局,特意压低了声音,“他们根本就不管我”。说着说着,一提到孩子,电话中的袁厉害号啕大哭。

郭海洋的记忆里,他的岳父母都很疼爱这些孩子。一个白化病孩子白妮,每天睡觉都搂着袁厉害睡,嘴里还叼着袁厉害的衣角。她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允许别人打骂。

听到这里,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她,在电话里沉默了好一会。

这些孩子,大部分生来就是残疾,或重病,被家人抛弃,吃着变馊的饭菜、穿着别人捐的旧衣服。虽然是残疾人,办不下残疾证。是实质的孤儿,法律却不认可。唯一留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还是袁厉害“非法”办来的。而他们的命,是袁厉害给的。

我同事侯少卿在福利院陪了孩子们一整天。

1月6日,他说,他拍到一张照片让他非常震撼。“你看这孩子穿着什么”。顺手递过了相机。

在他的回放显示屏上,一名15岁的男孩子,穿着一件带花的半透明女装。

袁厉害的儿子杜鹏的话,让我感受颇深。他说,孩子们治不了的病,要不没钱看病,没过多久就死了。带到地里,挖个坑就埋了,连个坟头都没有。

3 兰考有些官员好冷漠

兰考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厅,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我从事记者职业,至今有五年多,接触过多种风格的地方官员,兰考的官员们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5日是兰考官方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火灾后唯一一次发布会。

我和南方都市报记者到达时,恰好和兰考县里官员同乘一个电梯。

在这间电梯里,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们因为7个孩子的死而面带悲哀神色,反倒在电梯打开的一刻前,他们还一直说笑着,还调侃起一名女干部“看你像省里来的”。

我和南都记者不由低头,各自叹了口气。

发布会上,副县长念完了稿子,和民政局长、宣传部副部长转头冲出侧门,一句话不说,跑到楼下,钻进车里,司机一脚油门,冲出了记者的“包围圈”。

随后的几天里,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这名副县长和宣传部副部长,甚至无法拨通他们的电话。

此前,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李美姣,在被媒体追问时,连连面露难色。最后,干脆拎起皮包,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一位同行发出感叹,“兰考有些官员啊”。

到达兰考第一天,我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酒店。第二天,为了争取点采访机会,转到了县里的温泉宾馆,这里也是专案组驻地。

我的同事孔璞,住在另一家酒店。事发第二天,因为另有采访,她匆匆赶回郑州。此前,当地宣传部门多次盛情邀请,希望安排吃住,我们均婉言拒之。

一名同行事后说,宣传部安排了几家宾馆作为媒体接待,全包吃住,标桌至少600元起。在另一家酒店里,还专门为记者留出了几个包厢,供就餐,不限标准。

但这些,也遭到一些媒体的拒绝。

一名上海同行说,他见到满桌的酒菜,想想袁厉害和死去的孩子,心里很不舒服,没有动筷子。临走,他在桌上留了100块钱。

采访期间,有媒体报道,兰考县财政局花2000万建办公楼,却没钱修福利院。

1月8日,我和几名同行来到该县新修的行政事务大楼“阳光大厦”,这里宽敞明亮,甚至顶楼一层的房间未被利用。一位最高不过科级的领导办公室,就有30多平米。

在这座楼的旁边,是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的在建新楼,高14层,建筑面积18380平米。这样的楼,在兰考显得异常突出。这也是该县2011年确定的“80项重点工作之一”。

这座大楼的标志牌上,赫然写着造价5000万,在它旁边,还有至少4家大楼在建或刚入驻,大部分气势恢宏,都是机关办公楼。财政局大楼也在之列。

兰考有数不清的三轮车。每每有穿着破旧的三轮车夫从楼前走过,显得有些不搭调。

日前,有媒体刊登了兰考县一机关办公楼的效果图。我的朋友特意打电话问我“你看那楼像个啥?”我说,不知。

“那不是个太师椅嘛!”朋友说。

□孟祥超(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发表兰考大火系列报道)

    [新京报]

  兰考官方包记者食宿一桌五六百 称招待是责任

核心提示: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

不许糟践好人

真没想到,久被淡忘的焦裕禄忽然又成为焦点。因为兰考。因为袁厉害。

按照人类的普世道义,即使倒溯3000年,她仍然是个纯粹意义上的“好人”。

她就是个好人。20多年来,蜗居医院后门,摆小摊为生,收养了100多名弃婴,不为名,不图利,无数个酷暑日,无数个风雪夜,她苦苦挣扎着把本该父母抚养的、本该社会救助的弃婴一个个拉扯成人。

当斯时也,本该扶贫助弱的福利机构何在?!

“说三道四”的政府官员何在?!

“冷言冷语”的学者何在?!

“平静地呼吁”把她送上法庭的专家,又何在?!

一场意外的火灾,轻轻地把她的几十年的善举一下抹去,甚至面临“坐牢”的威胁——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法律,只要是“善法”,其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无不是:“捍卫人间正义,彰显社会公平”!

如果因为奉献而系狱,如果因为大爱而系狱,如果真正的失职者逍遥法外,如果诡辩的冷血者甚嚣尘上,如果“无情”的法律颟顸到抛弃道义,不分善恶,那就从此不要奢谈公平,从此不要奢谈正义!

本该谴责却赞美,本该赞美却谴责——这样的“法”,一定被人民唾弃。

有一个人,也快和焦裕禄一样被淡忘。他叫武训。和袁厉害摆摊抚婴一样,几十年如一日,他行乞办学。

曾几何时,他也被糟蹋,也被批判,他曾被斥“不具办学资格”,但社会毕竟还了他道义,历史毕竟还了他公正。

因为道义,高于法律。

该谴责的,就要谴责;该赞美的,就要赞美——且看《新民周刊》深入现场,深入人心的深度调查——

因为我们相信,无论社会如何“反向取舍”,无论人群如何“逆向淘汰”,永不磨灭的仍然是当年康德仰望星空的那两个大字:道义!

多面袁厉害

首席记者 杨江

1月5日至8日,《新民周刊》静静地守候在袁厉害的病榻前,用心去体会她的痛;当她体能恢复,归于宁静后,握紧她的手,聆听她的心声。

《新民周刊》找到了她的父母、子女、朋友、养子、养女……搜集到了她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幕戏,袁厉害也许已经走到了悲剧的高潮。

烈火将引领她拐向何方?

突然而至的一场大火,夺走了7条羸弱而又坎坷的小生命,48岁的袁厉害身子一下子就垮了,心更是碎了。

蜂拥而至的媒体、沸沸扬扬的争议、官方的卸责之词……袁厉害的亲友们惊了、怕了、更是怒了。

发生在河南兰考1月4日的这场大火,更多的人是被烧痛了。

有着25年收养弃婴经历的“爱心妈妈”袁厉害是好人还是坏人?她有着怎样的功过是非?

《新民周刊》带你走近一个多面的袁厉害。

兰考县城里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大场面——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将袁厉害的病房围堵得水泄不通。长枪短炮聚焦下的袁厉害打着点滴,时而浑浑噩噩地哭喊:豁妮!豁妮!

纵然被巨大的争议声包裹,最痛也莫过于袁厉害。

对死去的7个孩子而言,袁厉害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妈妈,没人能知道这些孩子的生身父母在哪里,听闻这场灾难后作何感想,又是否为他们的遗弃有过忏悔。

火灾发生48小时后,本就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的袁厉害终于倒下了,2013年1月6日,她躺在兰考县人民医院一楼的一张病床上神志不清,滴米不进,甚至连水都不肯喝一口。

兰考——好干部焦裕禄挥洒过汗水的地方——至今仍是国家级贫困县,县城里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大场面——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将袁厉害的病房围堵得水泄不通。袁厉害的亲生儿子杜鹏感到很无助,他反感于记者们喋喋不休地追问,只好抱着头坐在地上,在他看来这多少有些不近人情,“怎么就不能照顾一下俺妈的身体,理解一下俺们的心情?”

长枪短炮聚焦下的袁厉害打着点滴,时而浑浑噩噩地哭喊:豁妮!豁妮!

亲友们抹着泪劝慰:豁妮上学去了。

“豁妮”,又名“袁明艳”,是袁厉害收养的一个8岁女童,唇腭裂患儿、弃婴,火灾当晚,“豁妮”被兰考县民政局接到兰考县救助站,后被安置进开封市福利院,按照民政部门的安排,从此,她将与另外9名袁厉害收养的儿童生活于此。

下午2点多,袁厉害突然清醒过来,她凄厉地哭喊着那些在火灾中丧命的孩子:“我的娇娃啊!……”——除了20岁的“五娃”袁申,其余6个最大6岁,最小不过7个月,均是弃婴,遭到遗弃的原因或是患有小儿麻痹症、脑瘫或因聋哑。

因为是文盲,袁厉害随意给这些孩子取了名,比如她按照收养的先后顺序,命名了“五娃”,按照生理缺陷又命名了“傻妮”、“小哑巴”,最小的两个孩子因为太小,至死不得名,只能以“男婴”标注在死亡名单上。

袁厉害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此前一晚,她曾说自己恨不得一头扎进火里,烧死自己。

25年来,收养弃婴早已几乎成为她的生活全部,也成为她的精神支柱,然而,这场大火却粗暴地阻断了这一切,围绕着她的种种争议也在烈火中一下子升温至顶点。

因为婆婆去世,家人大多赶去老家奔丧,1月4日这天,袁厉害身边没了帮手,她每月花400元雇佣了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因为工资低,老太太只答应晚上帮着照顾孩子,这天早上,老太太照例去县人民医院找活赚钱。

女婿郭海洋心疼岳母,早上6点多就一起帮着送“豁妮”等几个唇腭裂、白化病,可以行动的孩子去上学。独守家中的8个孩子或在襁褓中,或因脑瘫、小小儿麻痹症躺在床上不能动弹。

火灾的原因至今没能查明。郭海洋怀疑会不会是取暖用的“小太阳”导致的。8点30分左右,大火燃起,是回家途中的郭海洋首先发现的,他淋湿一床被子就冲进火场救孩子。袁厉害的亲生女儿杜鹃、养子袁松以及邻居们都加入了扑救,消防车随后赶到,但巷子太窄,消防车开不进。除了袁松将11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袁小十及时救出,其他7个孩子全部罹难,甚至因为疾患,连叫喊声都没有发出。

袁厉害是哭喊着“五娃”的名字一路跌跌撞撞跑回家的,“五娃”同样患有小儿麻痹症,平常还能帮着一起照顾弟弟妹妹——他被发现熏死在二楼。

“我也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袁厉害捶打着床铺,输液针从血管里迸出。杜鹏开始央求记者们不要再打扰母亲,让她安静下来。

无果后,杜鹏开始驱赶记者们,然而门屡次被推开,袁松怒了,猛地关掉灯,病房一下子暗了、静了,他大吼一声:“这下没法对焦了吧!这下可以出去了吧!”

袁厉害得以休息了一晚上。1月7日上午8点多,三辆中巴车载着几十名记者从兰考县出发按照县委宣传部的组织去开封市福利院集体采访,兰考县人民医院一下子安静了下来。

然而,恢复意识的袁厉害却仍然没能逃脱追访,一家中央级电视台记者将她拉到秘密处要求专访,袁厉害心脏病发,郭海洋又重新抢回岳母藏进医院四楼的一间病房。

“俺妈不能再受刺激了!”郭海洋强行要求岳母服下降血压的药物,让她“闭嘴”,“俺妈要是一命呜呼,啥都完了!”。

没有了记者的打扰,病房内静得让人可怕。

袁厉害却怎么也静不下来,因为闭上眼,脑子里都是“五娃”们在火光中挣扎的影子。袁厉害后来这么告诉《新民周刊》。

文盲袁厉害从不做记录,兰考县民政局也从未过问,以至于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又有多少夭折,埋在何处,所有的人都稀里糊涂。

袁厉害的爱让人百感交集。

1月5日,兰考县宣布袁厉害共收养了34名弃婴,与她生活在一起的共有18名,除去火灾中的8名死伤,其余10名均已安置福利院。然而,1月7日,袁厉害的身边却又突然多出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这又是怎么回事?袁厉害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大约是在火灾前半个月,有人偷偷将一名男婴遗弃在她家门口,因为孩子要喂奶,袁厉害无暇照顾,便委托给了一位亲戚。火灾发生后,亲戚看到外界的质疑,怕了,连夜送还过来。

因为没有来得及体检,袁厉害至今不清楚这个孩子的健康状况,答案其实已经写在孩子的脸上——男婴简直就像一个干瘪的小老头,面色煞白,表情很是痛苦,看得出他在费力张嘴啼哭,但声音发不出,鼻孔里却冒出了粘稠的鼻涕,右眼也因为黄色的分泌物遮盖而无法睁开。

亲戚并不懂得如何照料这个孩子,见孩子挣扎便将奶瓶塞进他的嘴中,但男婴却拒绝吮吸,袁厉害于是抱过孩子,但她除了爱怜地轻拍襁褓,也别无他法。

1987年,在兰考县人民医院做勤杂工的袁厉害帮医院处理死婴,处理一个死婴可以得到20元。但她却意外发现一个孩子还活着,于心不忍,便抱回家抚养,居然被她养活了。

25年的收养历程就此开始。

袁厉害最初只是收养医院里被遗弃的健康女婴、病残婴儿还有流产未死的胎儿,近年来随着名气传开,被送来的白化病、脑瘫、小儿麻痹症等病残儿童逐渐占多。

兰考县至今没有社会福利院,袁厉害弥补起了这个空缺。根据她的说法,不仅医院,连110收到弃婴都会送到她这里来,有时候早上一开门就会发现门口有一个孩子,后来,连父母去世的流浪儿都会被人送到她家。

但袁厉害因为文盲,25年来从不作任何记录,郭海洋证实至少今年,他就目睹兰考县110送来过两个孩子。

据袁厉害本人回忆,25年间她收养过的孩子差不多有100多个,但绝大多数都夭折了。郭海洋认为起码有60%至70%夭折率。如此高的夭折率,袁厉害并不认为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这些孩子很多送来时就重病缠身,本就活不长,她只是不忍心看着这些小生命在生命尽头流落街头。

郭海洋说,孩子发病,岳母几乎不求助民政部门,“找他们又有什么用?如果有用,为什么都要送到俺家来?”

孩子死后,多数都被袁厉害自己或托一个老头子埋了,“偷偷在庄稼地里挖个一坑埋了。不能让人家知道,谁肯埋自家地里?”袁厉害并没有通报民政部门,也没有想过万一哪一天自己对这些孩子的去向说不清,她朴素的想法是觉得自己并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没什么好怕的。

事实上,兰考县民政局也从未过问过,加上袁厉害本人也从不做记录,以至于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又有多少夭折,埋在何处,所有的人都稀里糊涂。

自由摄影师卢广曾目睹了一些孩子夭折处置的过程,他透露,有些尸体甚至直接扔进垃圾堆。

然而,并不能因此武断地指责袁厉害亵渎生命,因为对她还有收养的弃婴而言,能吃饱、穿暖活下来至今仍是头等大事。

袁厉害的爱心无限,对送上门的弃婴从不拒绝,比如这次受伤的袁小十,原本是兰考县农民王玉梅在路边捡来的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孩子。王玉梅收养三年后,丈夫去世,无力再供养,便送到了闻名的袁厉害家中。

其实,袁厉害的收养能力却极其有限,她的收入来源主要是靠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口摆摊,兰考县民政局近年来给她办理了20个低保,每个低保每月87元,一季度5520元。然而,这些收入根本入不敷出,郭海洋算了一笔账,一个孩子一个星期就算吃一罐奶粉,以最低80元一罐算,一个月就得300多元,而家里一般都得好几个孩子同时吃奶。

为了筹钱,袁厉害与80多岁的李秀阁一起养猪,李秀阁自己的7个子女均已成家,但却也收养了4个弃婴,最大的读初中,其余3名都在读小学。“俺家老大有先天性心脏病;老二是个唇腭裂,已经做了好几次手术;老三一生下来就抽搐,人家不要了;捡着老四时,都以为救不活,没想到又活过来了。”这四个孩子和袁厉害收养的弃婴一样,多半是在医院附近被丢弃。

因为困难,孩子们的尿不湿一天只能换一张,居住的条件也极其脏乱。袁厉害的邻居、朋友们时常救济她,给孩子们送菜、送面、送煤球、旧衣服。袁厉害也曾将一些孩子送给条件好的人家收养,并承认有人曾给过奶粉钱等补助,但那些都是为了表爱心,用以抚养其他孩子,且数目并不多。

亲生女儿杜鹃记忆中的童年就是在一群没有血缘关系、“奇形怪状”的孩子中长大,每当看到袁厉害对收养来的孩子比对自己好时,杜鹃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坚持收养弃婴,与她共育二子一女的丈夫与她分居已经快20年了。袁厉害对年迈的父母也鲜有照顾,父亲袁广林怨声载道。

袁厉害的好朋友们都说,袁厉害不厉害,她是个苦女人。

袁厉害原名袁凤英,长辈们寄望她长大不受委屈,因此帮她改了这个名字。这个从小胖胖的女孩在母亲张素叶看来一直有些傻傻的,没读几天书就辍学跟着爷爷摆摊卖大碗茶了。

袁厉害性格有些泼辣、固执,但却特别喜欢孩子,因为坚持收养弃婴,与她共育二子一女的丈夫与她分居已经快20年了。母亲张素叶对袁厉害收养弃婴不支持也不反对,这几乎是袁厉害所有家人的态度,其实是他们没法劝服袁厉害,已经放弃抗争了。

72岁的张素叶每天推着三轮车捡垃圾补贴家用,因为两个老人每个月只能有60元的低保、100多元的退休金。因为袁厉害一心扑在弃婴身上,对父母鲜有照顾,父亲袁广林怨声载道,认为袁厉害应该照顾自己家人多一些。

双亲无法理解女儿为何这样“好心”,三个子女与袁厉害的关系也并不那么融洽。

大女儿杜鹃对母爱的渴望表现淡然,她习惯了母爱被分享,“我这个人,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了,也没啥指望。”杜鹃记忆中的童年就是在一群没有血缘关系、“奇形怪状”的孩子中长大的,每当看到袁厉害对收养来的孩子比对自己好时,杜鹃心里很不舒服,“她对那些孩子又是亲又是抱,喂奶也小心翼翼的一勺一勺喂。”袁厉害给女儿的解释却是:“你是正常人,不缺吃不缺穿。”

对母亲情感最为复杂的当属小儿子杜鸣,杜鸣1989年刚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送到父亲所在的河北邢台乡下,过继给大伯,直至12岁时大伯与爷爷去世,才回到生母身边,但母子之间却一直有隔阂。

杜鸣有些耿耿于怀,在接受采访时,毫不掩饰他曾对那些“弟弟妹妹”们的抵触。“我有心里话不会跟亲妈妈讲,但是会和我的养母讲。”

“那么多孤儿被俺妈养大,但俺却很少得到母爱。”两年前,袁厉害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时曾吐露心声,解释了将亲生儿子送走的原因——老家有爷爷奶奶,儿子能得到更好的照顾。

郭海洋对岳母也感到很无奈,岳母整天抱着弃婴,但自己的亲孙女快四岁了,也几乎没有抱过。

今年冬至,袁厉害与子女们发生了一次口角,袁厉害领着子女几口为孩子们包饺子,从早上包到天黑,已经包了七八屉,觉得还不够孩子们吃,便让子女们继续包,女儿不愿意便抱怨起来,袁厉害倔强地嚷嚷:“你们不管,我自己养。”

怨气归怨气,但子女们还是逐渐理解了母亲,“俺妈养那些孩子,缺个啥,只要开口,俺们都会买。”郭海洋说,“俺妈也不影响我们的生活,她的事一般不会麻烦我们。”

张素叶也心疼女儿,她说,“五孩”看病花了1000多元,还有烧死的根儿生前咳嗽,花了900多元医药费,为了治病,她将收破烂攒的五六百元都拿给了袁厉害。

母亲在子女们面前表现坚强,几乎不跟他们诉苦。“我妈心里其实很苦”,杜鹃湿了眼睛,“我知道她常背地里哭。”

袁厉害的遗憾还有一部分自外界的无端质疑。上一次危机发生在2011年,郑州阳光义工组织举报她卖孩子,还有人质疑她以收养孩子的名义敛财,比如开发房地产、承包工程、当“黑中介”,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人指责她是黑社会。

这些流言伤害到了袁厉害,像个祥林嫂一样得着机会就想解释,但她表达能力又极其有限,加之此番事故遭受到打击后思维有些混乱,只能反复强调,“如果有,枪毙我”、“说我骗低保,那我把低保给你好了,你把孩子领回去养养看!”

兰考市民政局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袁厉害靠弃婴挣钱。而对外界的质疑,包括义工组织的举报,郭海洋相信都是出自善意,但他觉得应该换位思考:“社会上的有钱人那么多,为什么不行动?俺妈条件虽然差,好歹她在做,要是按照你们的要求,条件都具备了再收养,那些孩子早死了。”

“因为俺妈,你今天至少能看到这100多个孩子中有几十个还活灵活现。你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质疑别人有啥动机!”

“自己不做好事,却质疑别人。”他感到纳闷:这些人是什么心理?

20岁的养子袁松因为患有佝偻病,出生后即被生父母遗弃,袁厉害将他抚养大。性格内向的他多次因为媒体记者的采访影响到母亲休息而发怒。袁松也很留意网上关于母亲的种种评价,对于质疑,他愤怒了。

沉浸在悲痛中的袁厉害还一直呼唤着另一个人的名字——养子袁松。看到袁松后,又抓着他的手颤颤悠悠不肯放。

20岁的袁松因为患有佝偻病,出生后即被生父母遗弃,袁厉害将他抚养大,现在医院门口卖早点。袁松说妈妈对他一直很好,哥哥杜鹏、姐姐杜鹃也从来没有欺负过他,袁厉害供袁松念书至高二,不继续念下去的原因只是袁松自己觉得成绩不好,考不上重点院校,因此不想浪费时间,也不想再给养母增添负担。

辍学后,袁松去郑州打工,跟在施工队后面什么苦活都干,领到工资后给弟弟妹妹们买礼物,他想把钱给袁厉害,但袁厉害拒绝了,嘱托他只要不偷不抢,“我老了你不要不管我。”

因为目睹了母亲这么多年来对弃婴们的真爱,火灾发生后,性格内向的袁松护母情深,多次因为媒体记者的采访影响到母亲休息而发怒。袁松也很留意网上关于母亲的种种评价,对于质疑,他的愤怒甚至比杜鹏还要激烈,“俺妈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袁厉害还有一些收养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有些在外打工,有些已经结婚,但具体去向她一时难以回忆齐全。7日下午4点半,养女“快乐”突然从河北赶来,推开病房门的一刹那,袁厉害马上大哭起来。

“妈啊,你受屈了!” 23岁的“快乐”由于患有唇腭裂,出生不久就被遗弃,至今也不知生母是谁。她从小被袁厉害收养,长大后嫁到了河北。听到家里着火的消息后,“快乐”匆匆忙忙往回赶,孰料车子中途坏掉,直到7日下午,才赶回兰考。

“快乐”说妈妈对她很好,有一年下大雪,家里没吃的,孩子们饿得受不了,都拉着袁厉害要吃的。袁厉害身无分文,没办法就去别人家乞讨。最后,终于有好心人给了半个馒头,“我们几个每人分了一点,妈妈一点都没吃。”

“快乐”说,由于自己有残疾,小时候遭人笑话,以至于不敢去人多的地方,袁厉害则总是鼓励她:“只要心地善良,没犯罪怕啥!”

至今仍在外打工、收入微薄的“快乐”最担心的就是“妈妈”经受不住打击,禁不住又抽泣起来。

她说一定要多赚钱,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袁厉害的身上还有很多谜团待解。比如,她真实的经济状况,杜鸣透露,他新婚时,母亲给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价值十多万元。不过,对于袁厉害的经济状况,家人们也不甚清楚。

袁厉害的身上还有很多谜团待解。比如,她真实的经济状况,杜鸣透露,他新婚时,母亲给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价值十多万元。不过,对于袁厉害的经济状况,家人们也不甚清楚。杜鸣称,“家里的房子应该不少于4处,具体有多少我也不是很清晰,比如,原来曾发生火灾的一片地上,俺妈就有一大排平房,后来拆迁改造了,母亲也获得了很多补偿,其他还有多少我也不了解。”

袁厉害的大儿子杜鹏家是一栋五层楼房。郭海洋的解释是,袁厉害家有一块宅基地,但因穷一直盖不起房子,就让富裕的人家盖了这栋楼一起分,一楼给了杜鹏。“有些人质疑俺妈的经济问题,问题俺妈不会记账,也没这个意识,你叫她怎么记得清呢!”

尽管有非议,但兰考县城里,绝大多数人都夸赞她是个大善人,并期望她不会因为此次火灾担负刑责。

子女们最大的担心也正在此,但袁厉害更为关心的却是那些被送去开封市福利院的孩子。

1月7日下午,她很依恋地抱着那个襁褓中的婴儿,生怕别人夺去,兰考县民政局已经获悉了她身边还有一个孩子的消息,要求她将孩子交给民政局。袁厉害也觉得福利院的条件肯定会比她家更好,但她却非常纠结,因为这意味着大火后,她将失去所有的孩子。

“那些孩子都是我一把屎一把尿从小喂大的……”身材肥硕的她敞开棉袄,做出拥抱状,“白妮每天晚上都要躺在我怀里才能睡着。到了福利院我放不下啊!”“白妮”是10岁的袁袁,患有白化病,被送至开封市福利院后,她说她很想“妈妈”。郭海洋从新闻里看到了这个细节,落泪了:“谁说俺妈对孩子们不好?!你看看孩子们的反应,那是最真实的!”

情感难以割舍是袁厉害过去一直抗拒将孩子送去福利院的原因之一。但这场惨烈的大火让她深刻意识到了自己心有余力不足。

傍晚,她最终下定决心将婴儿送往开封福利院。

送走孩子后,袁厉害哭得很伤心。

她说也不收养孩子了,若有人送上门就报警。

没钱办福利院?

兰考包吃包住招待记者 组织参观开封福利院“积极配合”采访

这几天,随着近百名记者的陆续到来,兰考县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为新闻采访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称赞的一件好事,但兰考县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记者入住的开兰宾馆,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不过,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

就是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厉害则躺在病床上粒米不进。本刊记者坐在宣传部的酒席上,如鲠在喉,难以下噎。有记者嘀咕:有这个钱,用到孩子们身上多好!

记者们拒绝饮酒,这顿饭的气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终记者们早早离去,宣传部工作人员站起身说: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而在此前,媒体曝出,,与当地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兰考县财政局自筹2000万元,建设了兰考县财税服务中心。可见,兰考的发展绝没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的地步。

当记者问宣传干事,对“部分兰考干部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作何感想。他神色尴尬,一时语塞。

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饭后,《新民周刊》坚持支付了餐费。

可见,兰考缺的不是钱。

对兰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对照他们身边现实的好榜样——焦裕禄,展开充分的自我反省。

五问兰考

首席记者 杨江

直到1月7日,兰考县民政局提供的数据仍然漏洞百出——7日兰考县民政局公布了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的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

袁厉害的女婿郭海洋是个一着急脸就红的老实人,袁厉害会否因为这起事故“入刑”正成为争论的焦点,郭海洋为此很焦虑,他内心期望岳母不要再收养,过正常人的生活就行。

“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绝不能为兰考相关部门的惰政作挡箭牌。25年来,该县民政部门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换言之,这起悲剧的责任主体到底是谁?

兰考缺钱,但兰考的发展绝没有到不穿“民政救助”的“底裤”就裸奔的地步。时至今日,当地没有一座儿童福利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兰考县财政局自筹2000万元,建设了兰考县财税服务中心。

这几天,随着近百名记者的陆续到来,兰考县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

根据兰考县委宣传部驻守宾馆的工作人员介绍,县城三家宾馆都住满了记者,宣传部20多个工作人员全部动员“配合”采访。为新闻采访提供必要的便利本是值得称赞的一件好事,但兰考县的做法却让人大跌眼镜——至少在记者入住的开兰宾馆,宣传部为记者们提供免费住宿。不过,包括《新民周刊》在内的几家媒体记者坚持自付房费。

非但如此,每天晚上,县委宣传部还派员亲自在宾馆招待记者们,1月6日晚上的晚餐非常丰盛,满满一桌菜,因为量实在太多,很多菜几乎都没人动筷。

就是这一天晚上,郭海洋一家的晚餐是稀糊糊,袁厉害则躺在病床上粒米不进。本刊记者坐在宣传部的酒席上,如鲠在喉,难以下噎。有记者嘀咕:有这个钱,用到孩子们身上多好!

记者们拒绝饮酒,这顿饭的气氛也是越吃越凝重,最终记者们早早离去,宣传部工作人员站起身说:一定要吃好,招待好你们是我们的责任。

记者问这名宣传干事,对“部分兰考干部愧对焦裕禄”的评论作何感想。他神色尴尬,一时语塞。

1月7日,兰考县继续在记者入住的开兰酒店提供免费晚餐,记者们表示上碗面、炒饭即可。但呈上来的又是一桌菜,营业员说兰考消费不高,这桌规格且不及前晚,不过五六百元。饭后,《新民周刊》坚持支付了餐费。

可见,兰考缺的不是钱。

广为诟病的还有,事故发生后,兰考相关官员一直在试图“撇清责任”,将脏水一股脑泼到袁厉害身上,将新闻通报写成了领导的“政绩簿”,并展开马后炮式的作秀。

民政部目前在全国部署限期排查民间收养的隐患,兰考也很应景地表态将严厉打击非法收养。

其实,对兰考而言,最迫切的首先是对照他们身边现实的好榜样——焦裕禄,展开充分的自我反省。

一问:非法?私自?默许?

1月8日,兰考县启动问责机制,民政局局长杨佩民、民政局党组副书记李美姣在内的6名相关责任人被停职检查。

“袁厉害拥有子女,经济条件不足且没有在民政部门办理弃婴收养手续,比照国家收养法的有关规定,其并不具有收养弃婴的资格。考虑到袁厉害的做法是一种珍惜生命、社会担当的爱心之举,因此政府部门对其收养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鉴于袁厉害的实际经济能力以及孩子的生存需要,此前兰考县民政部门先后为其家庭的20人办理了低保,公安部门也给一些孩子办理了户籍手续,这些举措是不符合规定的。”1月5日,兰考县副县长吴长胜表示,“造成目前这种局面,与有关部门监管不力、有意放松监管有直接关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正是我们工作的漏洞。”

一方面,县领导承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民政部门的官员却发表了一系列卸责言论。1月4日,兰考县民政局局长杨佩民表示,袁厉害是“非法收养”。遭到舆论谴责后,李美娇又将“非法收养”的说法改为“私自收养”。兰考县民政局认为造成袁厉害违法收养不能控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全县至今没有一所儿童福利机构,到了“十二五”规划才要在县一级普及福利院建设。2012年底,兰考申报的福利院建设项目获审批通过,中央财政资金也已经初步到位。2013年全力建好兰考县社会福利中心。

25年来,本应承担弃婴救助之责的兰考县民政部门长期缺位,而不符合收养条件的袁厉害却在靠一己之力苦撑。

“说俺妈非法收养,私自收养,俺不能理解,既然是非法了,怎么连110都把孩子往俺家送?”郭海洋质疑。

“明知道俺妈不符合条件,民政局早干啥去了?”郭海洋质问。

二问:不肯送还是不肯收?

1月7日,面对兰考县委宣传部驱车送来的几十名记者,开封市福利院从装饰布置到员工状态,无一不洋溢着浓浓的爱意,孩子们的面前被摆上了水果,员工们带着他们画画。10个被从袁厉害家中转移至此的孩子中有2个婴儿睡在暖箱,3个因为智力缺陷专人看护,其余5个则被安排进了开封环城路小学就读。

这所福利院有400个床位,目前只接受了儿童、老人230多名。开封市福利院院长王永喜神情“凝重”地表示,他5年前上任以来不下十次劝说袁厉害把孩子送到福利院来,甚至还邀请袁厉害参观,每次参观完,袁厉害都说条件很好,答应将孩子送来,但一回家就没信了。“有一次我在她楼下等到凌晨1点,就为了等一句准话。”

李美姣仍然在竭力辩解,一方面她认为民政局有责任,但严格意义上来讲并没有默许袁厉害收养,而是为制止她的行为做了不少工作。在李美姣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袁厉害本人不同意把孩子送市福利院;年龄偏大的、有认知的孩子,也不愿意去。我们几个部门去做工作,要正式把这些孩子移送市福利院时,袁厉害泪流两行,说自己已经对这些孩子感情比较深,舍不得。另外,我们与会说话的孩子交流,孩子们哭,也不愿意走。我们当时还发生过口角,考虑到不激化矛盾,可以再缓几天,慢慢来,分次分批往福利院送。”

2011年9月,河南省民政厅联合开封市民政局、兰考县民政局和兰考当地公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再次去袁厉害家做工作,要她交孩子。那次,王庆喜接出了5个孩子。“孩子一带走,她就非常痛心,她非常舍不得让这些孩子走。对于这个收养的问题,我们也必须秉着以人为本。”李美姣说。

耐人寻味的是,王永喜还特意强调孩子们到福利院后看到零食就开心、听说吃饭就不哭的细节,他认为,这说明孩子们在袁厉害那里没有零食吃,甚至吃不饱饭。

两位官员的话,让郭海洋都气不打一处来,实际情况完全相反,“俺妈是舍不得离开孩子,但又实在是没能力养了,所以这些年不止一次去开封市福利院要求他们收孩子,但是他们要我们开证明、办手续,你说这些孩子很多都是人家直接扔到家门口的,找谁开证明去?”

袁厉害告诉《新民周刊》,福利院收孩子是挑挑拣拣,脑瘫、智障他们拒收,说没法照顾,只要白化病与唇腭裂的孩子。

郭海洋表示不解,从目前火灾后的迅速行动看来,开封市福利院从床位到软硬件条件,乃至孩子们的入学问题都不存在任何困难。

“为什么事情一出,不需要任何手续、证明,就无条件把所有孩子都接受进福利院了?”

三问:要挟政府还是行政不作为?

1月6日,李美姣出具了一张救助情况说明,2004年、2005年两年,民政局共救济袁厉害家550元,2006年救济5350元,此外,这三年还救助1200斤面粉、130斤旧衣服等。袁厉害因为从不记账,记不清具体数字,但她证实,民政局也确实对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帮助。表面上看,并不能指责民政局不作为,但实际上他们是付出极其有限的代价将大包袱甩向了社会,这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消极行为。

有官员抱怨,袁厉害很厉害,带着孩子到政府要条件,不满足就闹事。对此,郭海洋很愤懑,他建议民政局不妨公开:袁厉害到底要啥条件,又得到了啥好处了?他承认岳母曾经带孩子去过民政局求助,那是因为孩子太多,实在没法养活了。“即便闹了,你为何就范,是不是你行政不作为理亏了?!”

2011年9月,“爱心妈妈”袁厉害被义工组织举报后,兰考县民政局曾公开回应将采取三点措施来保障并提高袁厉害所抚养孤儿的生活质量:

一,本着为所抚养孤儿有更好的生活状况出发,通过与袁厉害协商,并经其本人同意,把近期收养的5名弃婴送交开封市社会福利院养育。

二,为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对袁厉害养育数年,暂时难以割舍的孤儿,兰考县民政局将建立临时安置点。兰考县民政局还将聘请幼师、医生、残障老师等对孩子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辅导,并与儿童福利机构建立互动机制,让这些孤儿感受儿童福利院的生活,进而让他们产生进入社会福利机构生活的意愿,从而为他们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

三,兰考县民政局在此通过新闻媒体呼吁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对这些孤儿的爱心救助当中。同时,兰考县民政局会将这些孤儿的生活情况不定期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很遗憾,这些承诺中的后两条沦为空头支票,以至于悲剧发生。

四问:救助站做什么用的?

2011年河南省民政厅、财政厅下发的一份通知中称,2012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资金,兰考县预算“提前通知部分”159万元。2012年,上述两部门再度发文称,下发孤儿保障补助资金84万。文件专门提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别补助,每人每月共350元。但袁厉害收养的孤残儿童,并不在“孤儿补助”之列。因为文件规定非民政部门认定,私自收养的部门和个人,收养的孩子不属“孤儿”之列。兰考民政部门认为袁厉害不放人,致收养的孩子难送福利院,无法享受孤儿补助。

兰考县只有一座救助站,前身为收容遣送站,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2007年前后搬迁新址,占地3亩,20余间房子,投资七八十万,每年的运营费用是12万左右。但这里却显得很冷清,站长聂杰介绍,救助站有6个工作人员,救助对象并不包括弃婴,主要是成人,经费多花在遣返所需的火车票上。

2011年9月份,县民政局确实按照当初的三点承诺在救助站建立了弃婴临时安置点,然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一年的时间里,救助站只收到过一两个弃婴。站长聂杰说,此前也有人将弃婴送到救助站,他们劝说对方将弃婴送到县民政局或开封市福利院。

而按照管理规定,弃婴送到福利院必须到公安局报案,警方立案调查后出具证明,然后再到民政局开证明,过程相当烦琐。这也是人们为何更倾向于将弃婴直接送到袁厉害家门口的道理。

郭海洋疑惑,“我不知道救助站起什么作用,为什么只有出事后才能发挥作用?”

五问:数据偏差说明了什么?

关于袁厉害到底收养了多少孩子,兰考县短短三日内三次更改数据,令人困惑。1月4日,民政局第一时间提供的一份材料称,目前和袁厉害共同生活的孩子共有34人。材料还详细标出:“34名孩童中,男孩21名,女孩13名,其中病残儿童16名。”由于算上死伤的8名孩子在内,最终只发现了18名,媒体不断追问剩余的16名孩子的去向,提供材料的李美姣解释火灾发生后,急着向有关领导汇报袁厉害收养弃婴的基本情况,就从电脑里出了个材料。后来发现,“34人的数据是前两年的统计,当时太过匆忙,所以出现了偏差。”李美姣对工作方面的失误给大家造成的误解表示歉意。

然而,1月6日,她又再次更改了说法,“剩下的16名被收养者,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调查他们在做什么。根据我们的调查情况,现在他们有在外面打工的,有在外面就读的。”李美娇说,这16人在袁厉害收养的34人中,都是年龄较大的,已是成年人了。

数据的偏差表明,至少近两年来,兰考县民政局对袁厉害收养儿童的动态并没有及时跟进掌握。

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是,兰考县民政局于7日下午公布袁厉害家庭享受低保名单。但记者发现,这次事故中的8名死伤者均未享受过低保。在这一张享受低保的20个人员名单中,没有发现一名死伤人员名字。其中仅有5名是与袁厉害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加上袁厉害本人才6名,剩余14名均不在与袁厉一起生活的孩童当中。

那么,这14名享受低保者是谁?都在哪里?该县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解释很雷人,他说反正20名低保都给了袁厉害,虽然大部分享受低保的人员没有与袁厉害一起生活,但钱是袁厉害领的,这些钱可以用到身边没有享受低保的孩童。

伤心欲绝的袁厉害说,她要将低保全部还给政府。“孩子都没了我还要低保干啥?”

呜呼哀哉。

焦裕禄泉下有知,作何感想?

福利院,永远不够?

记者 黄祺

无论是“看得见”的孤儿还是“看不见”的孤儿,政府都有责任给予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

兰考孤儿收养场所失火,不仅夺取7名孩子的生命,也让当地弃婴、孤儿收养管理的混乱状况曝光。针对弃婴、孤儿,国内法规和帮扶政策可谓不少,但在落实到一些地方时,却常常因为政府财政吃紧、官员意识淡薄等等原因而漏洞百出。兰考,就是典型的一例。

弃婴、孤儿是社会中最弱势的一个群体,他们无力维权,也无法发声,他们的生存和健康,只能仰仗政府和社会的救援与扶助。

如众多民生问题一样,弃婴、孤儿问题也需要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参与,但目前,社会力量的行动还没有得到更多的鼓励。

中国到底有多少孤儿?

兰考孤儿收养场所火灾后第二天,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用一个月时间,在全国开展一次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大排查行动。一直关注孤儿问题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程福财解读说,民政部门也希望摸清究竟有多少孤儿收留在个人和民办机构中,此前,相关部门对这些情况并不十分清楚。

中国到底有多少孤儿?按照之前媒体报道,2010年民政部数据统计,全国孤儿数量已达到70万。2010年发表的《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 中国孤儿人数从2005年的57.4万上升至2010年的71.2万,5年间增长约24%。

事实上,70万只是一个估算的数据,真正“看得见”的孤儿,大多数是那些被收养在国家拨款运营的儿童福利机构中的孤儿。“福利院收养的孩子估计只有10万左右,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孩子仍然散落在社会上,由亲属、爱心家庭、爱心机构、爱心人士等收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高玉荣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了这一数据。

《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指出,目前国家全额拨款的儿童福利机构一般只负责收养城市地区的孤儿和弃婴,而在乡村,孤儿主要依靠五保制度、家庭及亲友网络的保护。其中亲属供养的孤儿占孤儿总数的62.3%。

另据民政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仍有10.18万社会散居孤儿(占社会散居孤儿的17.8%)未得到任何救助。

为了让孤儿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民政部门发布了各种政策和规定。2009年民政部先后下发《关于制定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的通知》、《关于制定福利机构儿童最低养育标准的指导意见》,确定全国统一的社会散居孤儿最低养育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针对福利机构中残疾儿童比例较高等情况,确定福利机构中的最低标准为1000元。但这些措施在落实的过程中,却总是遭遇“城乡差异”。

即便是“看得见”的孤儿,也未必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特别是在贫困地区,对孤儿的补助仅仅是“象征性”的。按照兰考县民政部门在火灾后的说明看,当地民政部门在十多年中给予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一些补助,但从这些孩子的生活环境看,他们获得的帮助,显然与其他“看得见的”孤儿之间存在差距。

“很多地方救助金额偏低,仅有象征性的补助,甚至不到当地正常儿童生活费用的十分之一,若将此类仅得到象征性补助的儿童计算在内,则全国需要救助的孤儿占孤儿总数的55%。”上述报告也提及了袁厉害这样的情况。

“国家是最终的监护人。”程福财认为,无论是“看得见”的孤儿还是“看不见”的孤儿,政府都有责任给予他们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袁厉害事件是给中国儿童福利体系出了一道考题,显然,儿童福利体系获得的分数不高。

社会化收养发展不理想

新中国建立以后,儿童福利受到政府的重视,当时的儿童福利观念限于狭义的孤残儿童救助,政府全额拨款的福利院系统,是收养孤儿的主力。一度,这些在福利院中长大的孩子,都以“党”为姓。到今天,福利院系统仍然是最重要的孤残儿童救助渠道,民政部门对福利院收养孤残儿童的收养有严格的规定。

国内福利院中收养的孤儿绝大多数为有疾患和残疾的孩子,这些孩子大多是被父母遗弃在医院或者其他地方,因此,医院往往是孤儿获得收养的第一站。

上海一家儿童专科医院医生介绍,医院收到弃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医院以外被遗弃,市民或者警方将孩子送到医院救治;另一种情况是,父母带着孩子到医院看病,然后失踪。

第一种情况的孩子在接受治疗后,会被送到民政部门,而第二种情况,医院会向公安报警,警方通过各种渠道查找父母,实在找不到的,才能被认定为弃婴,然后送到民政部门。这些孩子一般最终都进入了福利院。

但是,福利院不可能收养所有的孤儿,同时,从儿童的身心健康出发,福利院的集体生活也并不是最好的方式,因此,家庭寄养和收养也需要得到鼓励。

国内最有名的寄养机构,是“SOS村”,上世纪90年代,媒体对“SOS村”进行了大量的报道。“SOS村”是通过模拟家庭的方式,招聘“妈妈”与孤儿组成模拟家庭,让孤儿在模拟家庭环境中成长。

中国对收养孤儿有严格的法律规范,《收养法》详细列举了收养人的条件,以保证被收养的孤儿得到生活和健康得到保障。《收养法》要求收养人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才可以收养孤儿,收养孤儿必须完成相关手续。正因如此,兰考火灾后,民政部门认为袁厉害的收养行为为“非法”。

但让人尴尬的现实是,受限于观念、文化背景,那些符合收养条件的家庭,并不愿意收养有疾病、残疾的孤儿,像袁厉害这样愿意收养病残孤儿的,却不符合收养条件。

“当地政府既然指导袁厉害收养这么多孩子,就应该进行评估,她如果有能力,就应该帮助她建立一个机构,如果她没有能力,就要禁止她收养。所以,不管怎样,最大的责任都在于政府主管部门。”程福财说。

既然个人收养难以实现,能够补充福利院系统的社会力量,是社会组织办收养机构,不过,中国的社会化孤儿收养机构,发展得并不理想。

“社会组织较难进入儿童福利服务领域。”“国内完全草根儿童福利社会组织则较难获得国家的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待遇,绝大部分资金来自社会捐赠或收费,不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发展步履艰难。”《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这样描述了现状。

在不能获得更过认可和关注的情况下,一些社会组织兴办的机构,游离在了监督和管理之外。

尽可能不让孩子被遗弃

每年10万弃婴、弃儿,不仅给民政系统带来压力,也波及到医疗系统。

上述上海某儿科专科医院医生介绍,儿童专科医院里,接收弃婴是常有的事,有的孩子甚至住在医院一两年时间,医护人员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照顾这些孩子。对于医疗资源本来就很紧张的医院来说,收留这类孩子,给医院带来不小的压力。

弃婴是一个社会问题,每一个孩子背后,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酸的故事,儿童福利不仅仅要解决孤儿问题,更要尽可能地让这些孩子不被家庭遗弃。

2011年,东莞发生一幕惨剧,37岁的韩群凤把自己的一对双胞胎溺死在家中浴缸里。杀死孩子后,韩群凤自杀。被抢救生还后,韩群凤被判处故意杀人罪,获刑5年。

要有多么沉重的苦痛,才会让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韩群凤的一对孩子,因早产而患上脑瘫,在艰辛照顾孩子13年后,韩群凤终于不堪生活的重压,选择走上绝路。亲戚、邻居对韩群凤的遭遇抱有同情,纷纷在庭审前替她求情。

对于很多中国家庭来说,家中一个身患重病或者残疾的孩子,可能会带来难以承受的经济和生活压力,因此,遗弃他们,成为最容易的解决办法。

一个理想的状态是,重病患儿的家庭和残障儿童的家庭获得稳定的补贴,让病残孩子留在自己的家庭中。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已经在儿童大病医保方面做出了探索,但这些措施要普及大全国,并不那么容易。

除了病残弃婴,无法获得合法身份的非婚生孩子、不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女婴,也是弃婴的组成部分。

《刑法》对遗弃罪有明文规定,遗弃孩子将可能构成犯罪,但在执行的过程中,真正受到惩罚的情况,却并不是那么多,因此遗弃罪的警示效果并不明显。根据规定,只有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才构成犯罪。

如果父母只是把孩子遗弃在医院、福利院门口,并没有让孩子遭受更多伤害,这样的行为可能达不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因此往往不会受到追究。

有法律惩罚遗弃行为,有各种政策为孤儿提供福利,但袁厉害事件还是发生了,这一场火灾,烧出了中国儿童福利体系的短板。《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中指出,当前儿童福利政策虽然项目、规范较多,涵盖范围也十分广泛,但是相对分散和混乱,未能形成全国统一、独立、专项的国家儿童福利系统。独立的国家儿童福利系统应该包括独立的儿童福利行政机构、完善统一的立法和财政的专项统筹等等。

报告中特别提到,对于孤儿救助,由于没有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孤残儿童的生活和成长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弃婴、孤儿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一道考题,他们是最脆弱的群体,理应得到最多的照顾。

链接

为什么总是孩子

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一载有小学生的三轮营运摩托在离学校约500米远的地方翻入一条小河,造成14名小学生死亡。

2012年11月16日,贵州省毕节市5名流浪儿童,因误吸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于垃圾箱中。5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家长在外打工,曾多次离家出走。

2012年12月14日,在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发生校园伤害案,闵拥军闯入陈棚小学行凶共砍伤23名学生,此外受伤的还有1名教师和1名当地群众。

2012年12月24日,江西省贵溪市一载有15名幼儿园学生的面包车侧翻坠入水塘,11名儿童溺水遇难。据当地交警部门现场勘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司机当时驾车速度较快,操作不当,为避开停放路旁的农用车而冲上沙堆,滑落水塘,发生事故。

(据文新传媒网-新民周刊)

主笔 胡展奋

     [腾讯网-新民周刊]

  女婿眼中的袁厉害:就算担责,也要从轻

  新京报:作为袁厉害的家属,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郭海洋:第一次看到她收养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了。以前只是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兰考县也有这样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新京报:那时她家生活条件怎么样?

  郭海洋:记得第一次去她家时,她在摆摊卖主食。那时收养的孩子比较少,竞争压力也不大,每天能收入两三百元,生活条件还挺好的。

  新京报:她平时对孩子们怎么样?

  郭海洋:这么多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有小摩擦,毕竟他们是小孩嘛。妈妈不在场,我们作为儿女,也有义务教育他们。我们跟妈妈说:“打她吧。”妈妈从来不让我们打骂他们。甚至我们说话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妈妈说你们不要这样和他们说话。你们有自个儿的亲生父母,他们没有。你们比他们幸福太多太多了。

  新京报:作为她的家属,受到的影响大吗?

  郭海洋:从我和我爱人接触之后,在我的印象中,基本上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我爱人说过她妈妈去学校看她,为她送日常用品什么的。岳母都在家忙着做生意、赚钱,照顾、养活这些孩子。

  新京报:当时你们都还在上学?

  郭海洋:那时候我们都是县里高中的学生,相对来说有些信息封闭。自从去了她家,有了这方面信息,也遇到别人询问,“你们知道兰考县有个收养小孩的爱心妈妈吗?”慢慢的,她已经家喻户晓了。有时候我们去同学家里玩的时候,他们说:“你和袁厉害女儿谈恋爱呢。”他们就说袁厉害是你岳母啊?她收养了一些小孩。后来,我觉得说收养行为不合适,应该是救助行为。

  新京报: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郭海洋:“收养”这个词现在比较敏感,有人说她是骗低保,通过收养小孩牟利,这些纯属扯淡。政府也做出了声明,公安局调查完了以后也做出声明,没有发现她通过收养小孩牟利的行为。

  新京报:这么多年,有关部门和袁厉害联系过吗?

  郭海洋:联系过,不多。2011年,有一个义工组织来看望小孩,说孩子生活环境太差,生活质量也差,就举报了。举报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开封市福利院找到了我妈妈,说把孩子拉走。结果挑了5个孩子,留下的都是先天性麻痹、脑瘫、智障的孩子。

  新京报:听说有一段时间,当地政府要重点表彰袁厉害,号召向她学习。有这个事儿吗?

  郭海洋:如果要树立这个典型,为什么1月4日火灾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说我妈是非法收养,后来又改为私自收养了呢?前后矛盾呀。

  新京报:你觉得从“非法收养”到“私自收养”,说明什么问题?

  郭海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袁厉害是一个文盲,她对法律条文不知晓,她没有读过书。其次,她这个民间救助行为时间比较长,媒体也进行过报道,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她,并且陆续有很多孩子送到这里。

  新京报:后来她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先后有100多个,你认为是她名声越来越大的缘故,还是因为被遗弃的孩子越来越多的缘故?

  郭海洋:两方面原因都有。作为家人,出于保护意识,我肯定会说社会上被遗弃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些敏感性的话题,我也希望媒体朋友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去。

  新京报:你为什么觉得袁厉害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郭海洋:我岳母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爱心救助行为,而非网上流传的什么有注册的、有组织的专业救助行为。

  最近不少网站通过投票反映社会民意,支持我妈爱心行为的社会呼声很高。就算要承担责任,凭爱心也要从轻处理。如果因爱心受罚,谁还再献爱心?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实习生 赵力

     [新京报]

 

 

  相关报道


  “多数县无专门儿童福利机构”

  昨日(1月9日),民政部公开回应“河南兰考7名孤儿和弃婴命丧民居火灾”事件。民政部称,兰考火灾事件暴露了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存在孤儿弃婴发现、报案、移送网络体系不够健全、多数县(市、区)无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等问题,民政部门将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主动做好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的管理,全面提高孤儿收留养育能力。

  但针对爱心人士、民间机构主动收留抚养孤儿的情形,民政部门应承担何种责任,民政部的回应并未提及。 新京报记者 陈博

  【现状】

  有的“民间收留孤儿”渐成规模

  昨日下午,民政部官网发表题为《民政部回应河南兰考火灾事件:我国孤儿收留养育能力亟待全面提高》的消息。该文通过问答体形式介绍了我国现有孤儿数量及养育模式、儿童福利机构建设和民政部近期部署等几方面的情况。

  我国现有孤儿61.5万名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称,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即“孤儿”)61.5万名。按法律规定,结合我国国情,对孤儿和弃婴,采取分散与集中养育相结合的方式,民政部门福利机构主要负责查找不到监护人、监护人无力抚养和未被收养的孤儿、弃婴,发挥着兜底保障作用。收养主体目前有政府、个人、社会组织。其中,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有10.9万名,由亲属养育、其他监护人抚养和一些个人、民间机构抚养的孤儿有50多万名。

  他介绍,目前,省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9家,地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333家,县一级有独立的儿童福利机构64家,800多家社会福利机构设立了儿童部。但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

  “家庭寄养利于孤儿成长”

  该负责人指出,需要说明的是,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近年来各地福利机构探索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

  民政部在上述回应中称,按民政部规定,社会组织和个人兴办以孤儿、弃婴为服务对象的社会福利机构,应与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共同举办。同时,在实践中,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和民间机构出于善意和爱心,主动收留抚养一些孤儿、弃婴,一些捡拾人发现了孤儿、弃婴后也向这些集中收留孤儿的个人和民办机构送,有的渐渐形成规模。

  但对于实践中个人和民办机构集中收留孤儿的情况,民政部门该承担什么责任?上述消息并未提及。

  【回应】

  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

  在被问及兰考事件暴露出孤儿救助体系存在哪些问题时,民政部上述负责人称,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规进一步完善;国家建立了孤儿保障制度,对孤儿的养育、教育、医疗、康复和成年后的就业、住房做了制度安排。

  从2011年起,国家每月向孤儿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我们也感到,我国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有些法规需要修订,如公民收养条件过高;相关法规宣传普及不够;孤儿、弃婴的发现、报案、移送的网络体系不够健全;多数县(市、区)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等。”

  民政部称,近期,各地民政部门正在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性大排查,在排查基础上,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分类安置。

  民政部还派出工作组,分赴黑、吉、辽、豫、晋、冀等地,全面督促检查各地对个人及民办机构收留孤儿大排查和流浪儿童、流浪乞讨人员救助保护情况。

  下一步,民政部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推动出台儿童社会福利条例,健全儿童福利保障体系;继续实施“儿童福利机构建设蓝天计划”,在人口大县建设一批儿童福利机构,其它县在社会福利中心建设儿童福利部,全面提高孤儿收留养育能力。

  声音

  这次,7个孩子的生命,6名干部的担责,若能换来孤儿救助体系完善及社会进步,我感觉值了。

  ——河南兰考县宣传部一名官员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称,事故原因不是该事件的重要环节,如果袁厉害将来因此牵涉到什么责任,确实不太人性化了。

    [新京报]

  广东揭阳民政局被举报为应付检查向寺庙借孤儿


曝光视频显示,一男说“来这里一庵寺借十来个,应付给领导看一下”,遭紫峰寺师父拒绝
民政部门回应:说话男子非该局工作人员,民政局是想将孤儿接收过去抚养

一周前,河南兰考收养弃婴的袁厉害家中发生火灾,7名小孩不幸葬身火海,国家民政部随后要求各省自查……

前天中午,一条关于“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为应付广东省民政厅明天的检查,前往紫峰寺借孤儿遭到师父的拒绝”的微博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对此,当天下午,榕城区民政局办公室负责人称,该局工作人员确实曾前往紫峰寺,但不是去“借孤儿”,而是协商接收孤儿事宜。

针对民政局的回应,昨天,报料人又在微博上发布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一名男子说:“来这里一庵寺借十来个(孤儿),应付给领导看一下。”为此,榕城区民政局办公室负责人再次做出回应称,该男子非民政局工作人员,他确实讲了“借孤儿”,但是出于好心讲错话了,不代表民政局。这名负责人强调,民政局不存在“借孤儿”的说法,会面的目的就是想做通寺庙师父的工作,将孤儿接收过来抚养。

@夏楚辉第1次发微博

民政局“借孤儿”被寺庙师父拒绝

前天中午,实名认证的微博网友“夏楚辉”发布微博称,“兰考孤儿事件发生之后,民政部门要求各县区要设立孤儿福利机构。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为应付广东省民政厅明天的检查,前往紫峰寺借孤儿遭到师父的拒绝。”并配有两名男子的图片,此微博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的关注。

对于此微博的来龙去脉,夏楚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前段时间,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来到紫峰寺,要求将孤儿接走,由于寺庙师父担心民政局工作人员办事会乱来,于是找到了自己。

夏楚辉说,刚好前几天,他因为孤儿的事宜与紫峰寺有来往。于是,他于前天来到紫峰寺和师父一起等候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但是谈话内容令其相当震惊,他便将此事发了微博。

此事引起榕城区民政局的重视,该局办公室黄主任告诉记者,“借孤儿”的说法系错误,由于民政局没有官方微博,于是他当天下午就使用普通网名“我们一起20132013”发布了澄清内容,“根据民政部、省民政厅《关于主动加强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管理的通知》精神,榕城区民政局认为紫峰寺的环境不适合孤儿的健康和成长,决定将紫峰寺的孤儿全部接收入榕城区福利院抚养。该相片为与紫峰寺师父商量接收孤儿事宜。”

@夏楚辉第2次发微博

“师父啊,为政府做点好事嘛”

按道理来说,榕城区民政局的回应也相当及时,态度也诚恳。但是,夏楚辉在昨天上午发的一段视频,再次将榕城区民政局推向风口浪尖,网友纷纷抨击榕城区民政局糊弄老百姓。记者拿到了这段视频,视频显示一名男子正和寺庙师父用潮汕话交谈,另外一名戴眼镜的男子在一旁。

对话内容

男子:主任说我跟你比较熟,叫我来跟你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现在省要求各县区一定要设福利院

师父:县还是市?各县区还是各市区啊?

男子:县区,咱们榕城是属区师父:各县?咱们榕城是属市还是属县?

男子:属区嘛,也是县,和县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榕城现在的财政紧张,没资金是没法设立这个(福利院)的,而上级硬要求这些(福利院)一定要配套,设这个机构,这样做是对的啊,但是,没钱没有办法开展,就是说明天省里要下来检查,我们向上级汇报是有(福利机构)的,实际是没有的,没办法设。区没钱没办法设这个福利院。

师父:向上级报告是有的?

男子:(笑了笑)要来检查,想麻烦你。来这里一庵寺借十来个(孤儿),应付给领导看一下。

师父:不!这种事不能做。

男子(笑脸)你就帮一下忙吧!

师父:这种事情不能帮忙。

男子:师父啊,为政府做点好事嘛!

民政局:说话男子不能代表民政局观点

昨天下午,榕城区民政局办公室黄主任接受记者采访时确认,夏楚辉所发视频确实是前天和紫峰寺师父见面的现场,他也承认视频中出现戴眼镜的男子是他自己。他告诉记者,视频中讲话的男子为区机关事务局的工作人员,该男子之前在民政局工作过,目前借调至殡葬管理所工作,“他和老婆经常去紫峰寺,跟寺庙师父比较熟,这次是出于好心去帮忙的,但是讲错了。”

黄主任说,这个男子确实讲了“借孤儿”这个话,但是并不能代表民政局的观点,而且民政局也不存在“借孤儿”的说法。他说,此次与紫峰寺师父会面的目地在于做通师父的思想工作,让民政局将孤儿接收过去抚养。他强调,因寺庙条件有限,不适合收养孤儿,孩子需要户口和教育,只有去到福利院才能解决集体户口,但师父不同意孩子们离开或上学。他们这几天一直在做工作。

全区115个弃婴将全部纳入福利院

黄主任说,兰考孤儿事件后,国家和省市要求各地“迅速组织人力对辖区内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弃婴(弃童)的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切实履行职责,做好孤儿、弃婴(弃童)的收养安置工作”,省民政厅是“督查各地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的排查工作”。

根据黄主任的说法,民政局一直在做工作,榕城区目前一共有弃婴115个,其中有101个孩子仍未能解决户口。弃婴必须送到福利院,公安机关才能为其办理户口。据介绍,民政部门已于2012年6月份为榕城区福利院设立了集体户口。据了解,榕城区福利院早在1995年便经过批准成立,有编制,但因为资金短缺,故一直未真正运作。今年1月8日,榕城区民政局已递交了请示报告,提出启动区福利院开展正常业务,将全区社会弃婴弃童全部纳入区福利院管理。

目前紫峰寺共有54名弃婴

目前紫峰寺共有54名弃婴。黄主任表示,紫峰寺弃婴们接收到区福利院后,其中46名生活能自理的弃婴,将由福利院和有抚养条件的家庭签订孤儿抚育协议书,每月可发放1000元的生活费,明确责权,纳入到民政部门监管。对于另外8名生活无法自理的儿童则由福利院自行抚养。黄主任说,他们已与一家民办养老慈善机构取得联系,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儿先接到这一临时安置点,目前该安置点已准备了16个床位。

紫峰寺:66岁老僧17年收养近百弃婴

夏楚辉告诉记者,紫峰寺为元代古寺,建于半山。寺内如今仅有一名66岁的僧人释耀楷,释师父从1996年至今共收养了百余名弃婴,紫峰寺目前收养的54个弃婴中,只有4个孩子肢体健全,其余均为残疾或脑瘫儿童,其中有8个生活无法自理。

据了解,目前紫峰寺自己照料的弃婴有31人,另有23个孩子委托社会善心家庭代为抚养,每个月由释耀楷负责一个孩子400元的生活费,送50斤的大米、油,还给孩子负责医疗报销。

由于17年来,紫峰寺僧人释耀楷就收养救助近百弃婴,他的事迹也在揭阳地区广为传颂,而紫峰寺也堪称当地收养弃婴最多的民间机构。

■本版采写:新快报记者 林良田

    [新华网-新快报]

  官方回应称借孤儿应付上级检查工作人员系借用

“借”孤儿应付上级检查?10日,网友@夏楚辉在微博上曝光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为应付上级的检查,前往紫峰寺借孤儿,遭到师父的拒绝。同时,这位网友还发布了现场视频。此消息随即引发网友的强烈关注。榕城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说,其实不是借孤儿,而是为了和师父协商接收弃婴。昨晚23时40分,揭阳市榕城区民政局向南方日报以新闻稿的形式发来回应。

榕城区民政局在回应中说:近日,有关榕城区民政局“不是借孤儿实为协商接收弃婴”的报道发出后,揭阳市民政局,榕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迅速召开会议,通报有关情况,责成有关部门调查核实。网友所发视频确实是1月10日榕城区民政局有关人员在紫峰寺与释耀楷师父见面现场,该工作人员也确实讲了“借孤儿”这样的话。经调查,该工作人员为榕城区民政局下属殡葬监察队向榕城区行政服务中心借用的职工。他所说的话不代表榕城区委、区政府和区民政局的观点。鉴于该工作人员所说的话已对榕城区收养孤儿工作造成负面影响,区委、区政府将按有关规定对当事人进行严肃处理。

榕城区民政局在回应中说:关于紫峰寺收留孤儿的情况,榕城区民政局曾多次到紫峰寺了解,并就该寺收留的孤儿,会同区公安部门申报入户手续,落实有关孤儿保障政策。为更有利于孤儿的健康成长,榕城区民政局正想方设法安置孤儿。目前有关各项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中。揭阳市民政局,榕城区委、区政府,将以最大的诚意接受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积极发展社会事业,更加关心弱势群体,进一步落实孤儿保障政策,努力建设和谐社会。

据当地媒体以前的报道,在紫峰寺住着一群孤儿,寺庙方丈师父收养了他们。

    [南方报业网-南方日报]

  河北农民14年收养12名弃婴 曾被指给政府抹黑

固安一农民家庭14年间收养12名弃婴———

“1月4日河南兰考的一场大火,不仅带走了7个孩子的生命,也引发了公众对于收养制度的拷问。远在河南的“袁厉害事件”所产生的影响还在持续发酵,躺在北医三院骨科病房的河北人申敏正在为自己收养的孩子而焦虑。从1998年开始,家住固安县的申敏和妻子李凤月先后收养了12名弃婴。最近当地民政部门连续几天上门,劝说他把家中最小一名弃婴送到福利院。

和兰考的袁厉害相比,申敏一家这些年算是波澜不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方方面面的照顾。民政部在“袁厉害事件”发生后表示,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还不尽完善,将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的法律制度,鼓励公民收养。或许我们无法提供健全收养制度的“解药”,但我们希望通过对这样一个民间收养家庭的样本分析,尽量找到“这些不尽完善”之处。”

收养

从1998年开始,家住河北省固安县的申敏与妻子李凤月先后收养了12名弃婴,其中有派出所民政部门送来的,也有直接被遗弃在申敏家门口的,这些孩子都有一定程度的残疾和先天性疾病。从2002年起,本报记者多次探访申敏夫妇一家,他们收养的12名弃婴中,有3个孩子不幸因病死亡,2个孩子被送到福利机构,现在家里还有7个孩子。

申敏清楚地记得,1998年10月31日这一天,自己的一个决定让全家本来舒适的生活,走上了另外一条轨道。

这天,申敏的女儿像平时一样,一早骑着自行车去上学,不久又匆匆回到了家,“妈,村头有个小娃娃被人扔在那”。“这么冷,要不咱先弄家来吧,”听到李凤月的回答,女儿扭头骑车就走,申敏也赶紧骑车追了出去。

“我到村头后看见,女儿已经把孩子抱在了怀里。”回到家中,申敏发现婴儿浑身冻得黑紫,再仔细看,发现这个小男孩的嘴有些畸形。“有个小豁子儿,我买回奶瓶和奶粉准备喂婴儿吃饭,结果发现因为豁嘴用不了奶瓶,只好再用勺一口一口地喂。”

当时听说捡了个男孩,就有人想要,来了几拨人,看到孩子有缺陷,就都不要了。“申敏当晚和李凤月商量,这孩子谁也不给了,就自己养了。第二天申敏把捡到弃婴的情况告诉了村支书,当天民政所来了人,要申敏在收养前写个字据,保证将来不虐待孩子。申敏高兴地给他们写了保证,并给孩子起了名字叫申博学,小名贝贝,入到申家的户口中。

一年以后申敏又收养了第二个弃婴嘎子,“那是1999年11月11日,派出所给我打来电话,问派出所里有个被遗弃四次的弃婴能不能养。我到派出所一看,也是个小豁嘴。”申敏说当时自己二话没说就答应了下来。

申敏、李凤月的举动让更多的弃婴被送到这个家庭。2002年的6月、7月和11月,白胖、骚子和可心先后成为申家的成员。2007年7月,申家又收养了一名先天性癫痫弃婴小宝。就这样,申敏先后收养了12名弃婴,不幸的是有3名因先天疾病死亡,2名因病情特殊送到专业福利机构抚养,7名一直在申敏家中抚养。一位曾采访过申敏的记者写道,“在固安,申家已成为事实上的固安儿童福利院。”

“这些孩子啊,我就当自己孩子来养的,他们也最不愿意提起,自己是领养的还是亲生的。”申敏告诉记者,自己尽量让孩子回避这个问题,有好心人来探访时,也尽量不在孩子面前提起这个事情,以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子到很大的时候,也在怀疑自己是不是领养的。

收支

对于这样一个收养家庭来说,钱肯定是第一位的问题。前天下午,申敏躺在北医三院骨科病房的病床上,因为疼痛难忍不能下地,和记者聊天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吃了两次止疼片。下周三,申敏将接受腰椎手术,但手术费还没凑够。申敏时常感叹,14年来自己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带孩子看病。“现在我还欠着四万三千元,就是借了还,还了再借。”

“贝贝前后6次手术,嘎子4次、白胖4次、可心4次、骚子3次……”在病床上,申敏掰着手指头给记者数起来每个孩子做过几次手术,由于申敏收养的孩子都有先天缺陷,如何给孩子治疗成为夫妻两人的一件大事。“手里有点钱就算计着给哪个做手术。”

申敏躺在北医三院的病床上,李凤月依然在家中照顾孩子。中午时分,在西屋的小东东睡醒了,申家的大女儿从外屋端来一碗粥,李凤月抱起小东东,给他喂粥。“去,看看小宝去哪了,”李凤月拍了下贝贝的肩膀。贝贝不上学,在家的任务是照看小宝。

最先来到申敏家的弃婴贝贝,也是让申敏夫妇最操心的一个,他不但有唇腭裂,还有先天性巨结肠,且存在着智商缺陷,贝贝三岁时,几天才解一回大手,申敏赶紧带着孩子往北京跑,还和护士学习了洗肠,申敏每天晚上不管多累也要给贝贝洗一次肠。

后来申敏攒了点钱,就又带贝贝来到北京求医,这次儿童医院给贝贝的治疗方案是做了巨结肠手术。北京的一位好心人赵女士在得知情况后,主动给贝贝支付了手术费。李凤月讲起两人带孩子去北京看病的故事,“讲到天黑都讲不完”,费用也大多是靠自己东拼西凑和好心人的捐助。

2006年到2007年,申敏夫妇获得了廊坊十大道德模范和感动廊坊十大人物,当时的廊坊市市委书记给申敏夫妇带来了2万元慰问金。县里也曾出资35000元为申家装修了三间北屋。但申家的生活在更多的时候还是窘迫。

申敏在村中是乡村医生,有自己的小诊所,种地并非申敏所擅长,“1994年才开始学着种,种的一般都是家里吃。”申敏收养了多名弃婴后经济压力增大,为了增加收入,申敏在家中的地里种上了花生。

“如果没这些孩子,老申接诊,我们也有地,日子肯定过得不错。”李凤月说,在这几年间,只有两次拿到了治疗方面的补贴。第一次是收到了大约3000元的治疗费用补贴,还有一次在2009年,家里给贝贝做巨结肠手术,贝贝已经加入了新农合医疗保险,于是两万多的手术费用,一部分通过新农合报销了,另外一部分是政府支付的。

申敏曾在2000年经济尚可时,在家中购置了一块地,2010年打上地基后就再也没钱盖了,曾经有人出价要购买这块地,可缓解申敏家一时之急,也可以给申敏看病,但是申敏坚决拒绝了。“现在正常人找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我这些孩子了,这里可以盖房子,等我们两口子死了以后,赚些租金养活孩子们。”

低保

给孩子看病的费用东拼西凑,在日常生活中,对申敏夫妇来说,也不仅仅是多几张嘴那么简单。现在除了最小的小东东以外,申敏家中还有6名当年收养的弃婴,如今都已经长大且办理了低保,现在每月可以领到308元,不过申敏坦言办理的过程也颇费周折。“第五个孩儿是民政送来的,办低保还用了4年时间。”

在申家,除了县里拨钱修建的三间北房,东西两座厢房就一直维持了1998年刚盖好的样子。北屋里面有台新电视,一个新冰箱。“这是前一阵子儿子结婚刚置办的,”李凤月说,家里的生活很简单,也不得不很简单。

上小学的骚子和白胖放学回家后,白胖扔了一本已经磨损的很破旧的作业本到炕上,从水缸中舀了一瓢水,抬头就喝。骚子缩在白胖后面,慢慢走了进来。穿了一件蓝色的棉袄,背后蹭的很脏。“我们这孩子都皮实,感冒了一样喝凉水。”李凤月说,这几个孩子的衣服都是小的穿大的。

2003年,固安县民政局局长和镇党委书记一起到申敏家探望,事后为其中的两个孩子解决了低保问题。2005年,河北一家电视台到固安采访申敏的事迹时,一位县民政局副局长在接受采访时说,申敏的行为给政府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件事让申敏感觉特别委屈。

2005年,申敏接到通知,要他带着几个孩子到石家庄参加民政部部署的“明天计划”康复手术。申敏在石家庄期间,壮着胆子给省民政厅打了电话,想询问一下能不能把另外几个孩子的低保也办了“后来说我给政府抹黑的那位领导带人来到我家。一进门就对我说,打电视台一报道,我就知道你将来得跟政府算账。”申敏回忆,当时自己毫不示弱,“我之所以能做这些好事正是受党教育多年,是为政府争光,你个人怎么能代表政府?”场面顿时变得有些尴尬。临走时,这位领导撂下句话,“你的事情我们得再回去研究研究。”结果第二天一早,申敏就接到县里通知,让他过来领低保证。

获得了廊坊十大道德模范和感动廊坊十大人物后,固安县一度掀起了宣传学习申敏、李凤月的高潮,不过申家的生活也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质变。

2009年夏天,小宝因为患风疹在固安县医院住院。申敏想起自己最后收养的两个孩子低保一直没给办,于是从县医院抽时间来到县委门口,请求见主管民政的副县长反映情况。“县委的门卫就是不让进,我当时怎么求也没用,最后一个保安队长出来,告诉我有事情可以到对面的信访局里说。”申敏在信访局递交材料后不到半个月,民政局就通知他来领低保证。“事情算是办了,不过把民政局的人算是得罪苦了,咱本来是想跟领导汇报下情况,哪知道去到信访局就算告状了。”

“这个钱(低保)是一点点涨上来的,最开始一百五十多,后来慢慢涨到三百多,”李凤月说,这些低保或多或少帮助改善了孩子们的生活条件。

户口

申敏一家在第一个弃婴贝贝到来之前,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根据我国《收养法》规定,正规的收养途径是向福利院提出申请,收养人至少应该年满30周岁、无子女、有抚养教育的能力,并且不存在传染病或精神智力障碍。从严格意义上讲,有儿有女的申敏收养弃儿并不符合收养法,但这些孩子把户口落到申家并没有遇到太多障碍。

在西屋的炕上,李凤月给小东东支了一个婴儿车,靠着墙上的暖气。小东东是目前家里唯一没有户口的孩子。

“以前户口挺好上的。”李凤月说。“都是派出所给上的,他们还往我们这送孩子呢。”当时固安县还没有福利机构,镇上至今也没有福利机构,于是派出所把一些无人收养的弃婴送到了申敏家。“第二个是派出所送来的,第三个是,总共送来了四个吧,”李凤月掰着手指头数。

“除了最小这个,其他孩子都登记了,也都上了户口。”申敏也说,因为不少弃婴都是当时派出所和民政让自己帮忙养的,开个证明就上了户口,也都签了协议。

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贝贝和患有癫痫的小宝还折腾着不睡,李凤英却听到前面诊室有人敲门。“咚咚咚的几声,老申还以为是看病,就跑了出去,”李凤英说。结果,门口台阶上摆着一个被子裹着小孩,门前的马路上,一辆车在夜色中朝西开去。

“估计都知道我们家收养孩子,就放到我们家门口来了呗。”李凤月后来给这个孩子起名小东东,小东东患有先天性皮炎,皮肤总是有脓肿。“前一阵子,两条腿,全都在流脓,”李凤月说。在周转了好多家医院之后,小东东的病却一直没法根治,好一阵子坏一阵子。“最后还是老申,用中药治好的。”

治好病,两口子就赶快忙着给小东东上户口。李凤月说,前一阵子,村支书和申敏两人一起到了镇上派出所,想给小东东上户口。“但好像少了材料,就没办成,”李凤月说。而紧接着,申敏的腿就动不了了,给小东东办户口的事情也就搁置了下来。

“捡了小东东后,我就忙着给孩子治病了,把捡到孩子这个事情和村支书说了,后来去派出所上户口发现也比以前难了,现在的所长说不符合政策。”申敏说。

“以前,村里开封信,就办了。”李凤月说。

未来

兰考的“袁厉害事件”发生后,民政部于1月6日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用1个月时间,组织力量对个人和民办机构收留孤儿情况进行全国大排查,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申敏这些天也接到了当地民政部门的“久违”的电话,民政部门希望把还没有户口的小东东送到廊坊福利院。

“镇民政局的人问我可以过去一趟吗,我说我卧床几个月了,走不了了,他就说好吧我过来。记不清是5日还是6日,从那天开始到我住到医院里来之前,乡里的干部和县民政局镇民政所的都来过家里,8日9日肯定来了。”申敏告诉记者,民政干部将自己家现在收养了几个孩子,孩子情况都记录了下来。

“他们说,别人当乡村医生的都盖小楼了,你还这么困难,应该让自己减轻下负担,让我把小东东送到廊坊福利院,被我当场拒绝了。”申敏说,自己1月9日住到北医三院后,镇民政所的又打来电话,不过听说自己住院了,就没说什么,挂了。

3年前开始,申敏的腰部开始疼痛,去年5月,申敏住进了廊坊的一家医院,因为没有凑够7万元手术费,他不得不终止了这次治疗。到去年下半年,申敏的腰已经疼得无法下床走动,每天只能躺在床上。

1月9日住进北医三院的申敏经过检查后得知,自己的病情已经加重。申敏的主治医生骨科副主任医师于淼说,申敏已经出现过大小便功能障碍,医院已经和医疗器械公司商量,按照最便宜的优惠价格提供给申敏国产固定器械,不过即使如此全部手术费用也需要6万余元。

“我已经在想放弃了,医生建议一次性根治,也可以选择先治疗最重的,不过这需要的钱太多了,我现在还有4万多外债呢。”申敏说,自己本来已经不想来医院了,不过一位曾帮助过自己救助孤儿的好心人为自己捐助了2万元手术费,最近一家曾帮助过自己的慈善机构也提出可以提供2万元,但是剩下的这2万元真是不知道怎么办了。

与还未凑够的手术费相比,申敏夫妇更担心的是“袁厉害事件”之后,家中几名孩子的命运。

“我们去年夏天就知道袁厉害了。”李凤月说,老申一直在关注着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她觉得,袁厉害收养的孩子之所以不去福利院,因为“已经有了感情”。

李凤月不喜欢福利机构,她说,福利机构的孩子躺在一排儿童床里面,连个抱的人都没有。“在我们家,不管条件好坏,孩子哭的时候,有人哄有人抱,”李凤月说。“我抱不了,这几个大点的孩子还能抱,还能哄。”以前把两个孩子送到那里后,她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他们不让看,所以现在我肯定不把其他孩子送到福利院去,”李凤月说。

“我绝对不会再送孩子到福利院,我就是孩子的爸爸,我不相信别人能照顾好他。”申敏认为,福利院条件再好,也不如父母般的照顾,他这两日也在关注民政部的表态,“报纸上也说了,家庭收养比福利院更适合孩子发展。”李涛 罗丹阳

     [腾讯网-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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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官岂能担7条生命全责

新华网北京1月8日电 政府责任撇清了,6名责任人被停职检查了,“袁妈妈”不收养孩子了,幸存的“袁氏孤儿”也算有了安置……事情发展到现在,似乎有了一个“了结”。但是记者却依然“心结”未了。这里至少还有三个追问:

一问:6名官员岂能担7条生命全责?面对汹涌民意,兰考终于有所回应,县民政局等6名“比芝麻还小的官”被停职检查。然而网民却难掩失望:这个结果如何抵得过7条生命之重。

25年来,兰考县对袁妈妈的收养行为从“无视存在”到“赞扬扶持”再到认定“非法收养”,他们本可以让悲剧避免,然而又何曾尽职尽责解决过这一问题?记者更想问一问事故发生至今,始终没有出过声的兰考“主官”——县委书记、县长,兰考大火,你们怎么看?

二问:我们如何面对“袁妈妈”伤心的背影?在兰考政府未能承担应有责任之时,作为一名普通农妇的“袁妈妈”,25年来承担起民政、妇联、红十字会等所有部门的职责。

然而,一场大火让她在一个星期里离开了她的孩子。更让人倍感揪心的是那些在她伤口上撒满“流言”的社会质疑,认定她“非法收养”的地方政府。如今母亲伤透了心,只留给我们一个伤心离去的背影。可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才能让“袁妈妈们”不会因此寒心?

三问:下一个兰考弃婴的“活命”在哪里?幸存的11名“袁氏孤儿”如今大部分被安置到开封市社会福利院。然而,在一个没有“袁妈妈”,没有儿童福利院的兰考,下一个出现在街头的弃婴又该由谁来给他“活命”?

不仅仅是在兰考,像“袁氏孤儿”这样被私人收养的可怜弃婴,相信还有很多。对这些孤儿来说,生身父母将他们第一次抛弃,社会不应再第二次将他们抛弃。但是,我们的社会准备好给这些弃婴和孤儿一隅温暖的居所吗?

    [新华网]

  看不到民政部落实转作风要求迹象

就河南兰考7名孤儿火灾遇难事件,本报记者归纳了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希望民政部给予回应,一直没有消息。1月8日上午,记者打了15通电话,想要了解民政部对采访要求的安排进度,结果只得到一句“领导不在”。

今天9时,记者打通民政部新闻办电话,被告知采访函已被转交新闻办主任,但这位主任不在单位,这几天身体不适去了医院,手机也已关机,根本无法联系上。而其他人对本报采访事宜的相关情况均不知情,不知道何时能够回应、还需要多少时间。记者进而联系相关业务司局处室,除社会事务司综合处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将回应交给新闻办以外,其他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情。

整整一个上午,记者打了15通电话,也未能了解到对这些公众关心的问题,民政部是否要回应、何时回应。

民间孤残儿童难以得到保障,民间收养责任主体、监管主体混乱不清,在收养孤残儿童上政府、收养人之间权责关系不明,政府收养能力有限、正规福利院严重欠账,民间收养机构热情有余身份尴尬,个人合法认领手续繁琐,政府明知有些个人没有收养登记却也不督促、不帮助……兰考火灾烧出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涉及孤残儿童收养机制需要调整、整个儿童救助体系的漏洞需要修补等深层次问题。

在火灾五天后,民政部依然未回应舆论热点。中央转变工作作风的要求,在这里还看不到落实的迹象。

    [人民网-人民日报]

  被“烧伤”的“爱心妈妈”

  绝大多数夫妇充满爱心地哺养一个正常孩子,都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何况袁厉害所收养的,多数都是残障儿童,有些孩子,也许自始至终都喊不出一声妈妈,说不出一句谢谢。这样的付出,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的话,入选感动中国,成为正能量的标本,应该不成问题。

  一场令人悲伤的大火,让袁厉害成为兰考的又一个知名人物,在她之前,那片土地上知名度最高的是两位县委书记,一位是焦裕禄,另一位,则是酒后说出“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的宗家邦。如果没有那场夺去7条小生命的大火,袁厉害这个名字以及她多年收养弃婴的义举,就无法进入到更多人的视线。当然,还有她行为背后某些地方脆弱得吹弹可破的儿童福利保护机制,都无从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

  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至2012年,袁厉害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工作结婚,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个中的艰辛和付出,凡养育过孩子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之中包含了多大的爱心,也是无法细算的。要知道,绝大多数夫妇充满爱心地哺养一个正常孩子,都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何况袁厉害所收养并哺育的,多数都是残障儿童,有些孩子,也许自始至终都喊不出一声妈妈,说不出一句谢谢。这样的付出,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的话,入选感动中国,成为正能量的标本,应该不成问题。

  但遗憾的是,那场大火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还是轰然降临了。它不仅带走了7个苦命的小生命,还从此终结了袁厉害收养孩子的资格并断送了此前多年积攒下来的名声。她收养的十多个孩子,也从此进入到福利院,过上了“不愁奶粉”和“可以上学”的生活,这是袁厉害最梦想的两件事情,她也许可以带泪含笑从此放下包袱,开始静心治疗她身上的多年积累下的病症。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些痛是永远无法医治的,比如失去孩子们的痛苦,比如,对无力堵住事故漏洞的追悔。这些,将死死缠绕她一生,即便没有人再提起,她也避无可避。

  事故发生后,指责袁厉害没有收养能力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种出于有关部门脱责的声音无法回答的一个事实是,这个“没有能力”的人,为何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超出能力范围地承担着如此沉重的责任?难道仅仅因为她心中所存的“对一条小生命的不忍”,就应该承受如此巨大的负担和压力?那些有能力的人和部门,到哪里去了?不必要求某些部门先知先觉20年,哪怕此前20天能斩钉截铁地将这个无能力者赶出局,恐怕也不会有后面一系列悲剧发生。而此时,用这个理由来说事儿,不知道需要多厚的脸皮和多冷酷的心来做力量保证?至于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说她“拿弃婴骗低保”、“利用孩子拢财”的人,请用常识回答我——每个月70元的低保金,即使在国家级贫困县兰考,算多大一笔“巨款”?把20个孩子的低保金给你,让你领一个残障孩子回家养,你干不干?

  也许心碎的袁厉害再也无法来计较这些问题,她宣布要退回低保,并从此不再收养孩子。据财新网,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卞和平告诉记者,占地15亩的县孤儿院将在今年6月建成。民政部门还将对全县弃婴孤儿进行排查,加强民间收养监管。福利院建成后,袁厉害可以常去探望孩子。如果福利院公开向社会招聘,袁厉害也符合条件,可以参加应聘。

  但愿有关机构,在推诿责任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反思一下这件本应该早就有答案的事情。

  □曾颖(作家)

    [新京报]

  “爱心妈妈”袁厉害将接受什么惩罚

  骆新 东方卫视主持人

  我们对袁厉害事件“认定责任”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政府部门和像袁厉害这样的所谓“非法行善者”身上,而那些弃婴的亲生父母,似乎从未被法律真正地追责过!在阻止遗弃婴儿这个问题上,现存的法律和制度竟会如此无力、实在令人黯然神伤。

  因为家中失火,导致被收养的孩子七死一伤,河南兰考的“爱心妈妈”袁厉害,将接受什么样的法律惩罚,现在成了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我认为,此案未来的走向有三种可能:一、认定袁厉害触犯《刑法》中的“过失致人死亡罪”,遭受最高刑期七年的刑事处罚;二、判刑,但缓期执行;三、认定袁厉害有罪,但作为公诉方的检察院免予起诉。而当前的民间意见,大多更倾向于最后一种处理方式。

  早在一年多之前,我就曾将袁厉害邀请到我所主持的《东方直播室》现场,接受过众人的质疑,对于她收养弃婴的“善举”,大家还是基本认可的,但这种事实上的“收养”是否合法?袁厉害有没有利用收养来的弃婴牟利?究竟是河南当地政府不作为、还是袁厉害坚持抚养、而令政府无法接手这些孩子进入福利院?……这些追问和讨论,依然使得场上的气氛充满了火药味。

  当时,在“狼烟四起”的讨论现场,我突然心生某种悲哀——有文化的人,往往显得很理性,总能找出各种理由来质疑一个人行善背后的动机;但恰恰是“文盲”袁厉害,“毫无理智”地捡养弃婴,甚至把全家都气晕了,她什么也不考虑,就是反复念叨:“那好歹也是个小生命啊,我咋能看着他死哩?”

  那一天,所谓“理性的善良”,全都败给了所谓“本能的善良”。情、理、法,情赢了。

  没想到,一年多之后,袁厉害竟会如此惨痛地变成了“全国名人”。情、理、法,这回却成了“法不容情”。

  而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1月10日,上海市宝山区一座拆迁工地,又出现了两具被丢弃的婴儿尸体,这突然使我意识到,我们对袁厉害事件“认定责任”的思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政府部门和像袁厉害这样的所谓“非法行善者”身上,要知道——袁厉害27年来收养了超过100名的弃婴啊!而那些弃婴的亲生父母,似乎从未被法律真正地追责过!

  没错,“遗弃罪”确实是《刑法》中的一个罪名,它原则上是公诉案件,但警察如果发现弃婴,必须要立案调查,待找到足够证据、以证明是某嫌疑人遗弃的,才能移交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但事实上,连媒体报道中“多年来,当地警察捡到弃婴,都愿意送到袁厉害家”的陈述来看,目前,我国的警力完全不足以招架每年庞大的弃婴数量,调查取证难,自然也就令“公诉”成了摆设。

  如果检察院没提起公诉,被害人若有证据证明遭人遗弃时,法院还可以将此作为“自诉案件”受理。不过令人尴尬的是:提起自诉的原告方,必须是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以及他们的诉讼代理人,在法定的起诉时效期限内,一般用书面的形式向法院呈递刑事自诉状,若自诉人书写确有困难,可由法院工作人员作出告诉笔录,自诉人确认方才有效——但是,弃婴若是“诉主”,他(她)有这个能力吗?

  在阻止遗弃婴儿这个问题上,现存的法律和制度竟会如此无力、实在令人黯然神伤!

  中国人总愿意说上苍有“好生之德”,而实际上,我们是否对生命都有一种本能的尊重,谁也不敢确认。在一个充满着斗争哲学的世界里浸淫久了,对生命总是轻视的,最多不过是衡量胜败的砝码而已。如果他(她)牵绊了成功的步伐、如果他(她)不够健康、如果他(她)不顺遂你的意志、如果他(她)可能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将他(她)弃之如敝屣,是最佳的选择!而这种随意性,甚至也可以上溯到性爱、怀孕时期。

  有人说,教育最大的失败,就是表现在其国民缺乏对生命最起码的敬畏。

  很不幸,袁厉害事件让我看到了这种失败的根源。

    [新京报]

  与媒体良性互动应是执政共

当一起突发事件引致事态扩大、冲突加剧或者公众心头的疑虑堆积时,原本需要一场良性互动来化解矛盾,但一些部门似乎没能清楚地意识到互动的迫切性。

河南兰考私人弃婴收养所的一场大火,“烧”出了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但是火灾发生5天,作为最高主管部门的民政部迟迟没有回应舆论关切。针对此次事件,《人民日报》记者归纳了公众关注的相关热点问题,于1月8日致电民政部寻求回应,结果打了15通电话,在不同的司局处室被来回“踢皮球”之后,只得到一句“领导不在”。这一过程的披露,进一步引发了舆论的不满。

有关负责领导“这几天身体不适去了医院,手机也已关机”的说法,相信未必是推托之辞,但一个国家部委将自身应急能力系于一名工作人员的健康之上,从而在一起成为舆论焦点的事件上失语失声,失去及时回应、引导的能力,却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并且,这种被“踢皮球”的遭遇也绝非个例,在不同新闻事件中,面对不同部门,不同媒体的记者多有类似经历。

在公众等待有关部门的权威说法之时,有关部门选择敷衍、推托、拖延或充耳不闻;在社会期待围绕焦点事件有一场良性互动之时,有关部门选择回避或置之不理,甚至以某些强硬的“堵”、“压”手段来应对,这样的事例近年来时有发生。深究这种应对失措、非良性互动的原因,既有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有态度和认识问题。

当下,媒介发展一日千里,如何认识媒体、对待媒体,已成为执政者执政素养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早已告别“一报两刊”时代,全国成千上万家报刊,不仅仅是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演进。尤其随着互联网的崛起,跨入社交媒体时代,网络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和参与性、互动性的增强,极大地改变了媒体环境。怎样适应这样一个全新的媒体时代,理应成为必备的执政能力。如果在一个“人人都有喇叭”的时代,还以“大喇叭年代”的思维来应对的话,会使得摩擦增多、矛盾加剧。

新闻工作者不是麻烦制造者,而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沟通者;新闻媒体也并非心怀恶意的捣乱者,而是执政者与公众交流、沟通、互动的有力平台。说到底,怎样对待媒体和媒体从业者,关系到怎样对待公众。善待媒体,是现代治理的应有之义,不仅关乎执政能力建设,更关乎执政伦理。

善待媒体,不是应付媒体,也不是利用各种纯熟的公关技巧来“忽悠”媒体,更不是对付和“摆平”媒体,而是懂得尊重媒体,尊重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充分利用好媒体这一平台,与公众和社会进行良性互动。

舆情并非“敌情”,民意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敷衍民意,漠视民意,是在矛盾出现时缺少良性互动和沟通机制。

只有沟通才能达成理解,只有对话才能增进善意,只有互动才能促进共识。良性互动是凝聚执政资源的必需,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共识。

好在,1月9日下午,民政部在官网上,以问答形式,由“有关负责人”公开回应了河南兰考火灾事件。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毕竟是互动的开始。

    [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丁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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