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乡亲们的爱戴中——记志愿下乡的上海女教师查文红(图)

发布时间:2010-04-09 22:40 | 来源:人民网 2001-12-25 04:51 | 查看:2087次

  11月22日上午,查文红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图为查文红讲述她和贫苦地区孩子们的故事。 

  汽车出上海,一路西行,宽阔平坦的公路渐渐变得狭窄颠簸。到达安徽砀山的时候,天已大黑。记者找到了豫皖交界处这间低矮破旧的平房。它是魏庙小学的一间办公室,也是查文红居住和工作的地方。这位在当地深受爱戴的教师,是上海市普陀区提前退休的女职工,也是魏庙小学不要工资的编外女教师。

  “老师,我们全班都很想您!”

  魏庙小学属于安徽省砀山县曹庄镇蒋新庄村,坐落在我国中部一个最贫困的角落。它与上海这座城市的距离公路里程只有700多公里,但却是截然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你无法想象,一个上海人会从这条公路的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来,在这里生活了3年多。

  查文红本人不在学校,她正在上海治疗眼病。但在这里到处都有着她的身影。查文红教的“四一班”学生,听说记者能带信给查老师,放学之后没有一个人离开教室,他们全都趴在桌上给查老师写信。每个人都要写一封,一丝不苟。

  “老师,我们全班都很想您。”蒋大鹏这样写道:“有一天开会的时候,丁莉起了个歌,唱的是相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全班都流下了眼泪……”

  丁莉写道:“有一天晚上我在梦里看见了您和全班同学在一起做游戏,我看见您不戴眼镜了……”

  “这里就是查老师住的地方。”校长关桂秋介绍。这是学校大门左侧的一间平房。里面一间是卧室,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放着一张床和一个写字台,写字台上堆满了作业本。连续几天雨雪,渗透了屋顶,又沿着墙角流下来,在天花板和墙壁上留下斑斑水迹。外面一间放着一个图书资料柜,一个单灶煤气炉和几把椅子。一个铜匾摆在房间里面最显眼的位置,上书“授予查文红砀山县荣誉公民”。

  “自从有了查老师,我这村干部都好当了。就说计划生育,过去我们磨破嘴皮子也没法说服乡亲,现在只要查老师开口,没有一个不听。”村支部书记蒋振随说:“有一次查老师生病,就住在这间屋里,村里男女老少都来看她。这一次她在上海治病,村里好多人要去上海看她。我们这些村干部,要想集资,让人家掏20元都很难,可一说去上海看查老师,他们说每个人出200元也愿意。你说奇怪吧?也不怪,查老师是好人啊!”

  “查老师关心穷人。”60岁的老党员魏家民一边说一边抽泣,“她不要上海……她要我们这个穷地方……她女儿病了,也不回去啊……她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啊……我这么大年纪了,没去过上海,现在我要去……去上海……去看她一眼”。

  “从上海到砀山,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思的事”

  从上海到砀山,从都市的下岗职工到农村的义务教师,查文红的这一条道路,虽然不是她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刻意安排,但是,你若追寻她的足迹,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查文红从小就有一个当老师的梦想。女儿赵静到今天还能清楚地描述,妈妈是怎样把自己的理想转移到女儿身上的。“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女儿说,“有一次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妈妈就要我写将来做一个老师。这里面融入的其实就是妈妈自己的情感。”

  1968年到1977年,正处在青春年华的查文红到黑龙江插队。那是她第一次离开繁华的上海去做一个农民。她说:“这10年,让我对农村和农民有了一种特殊的情感。”一个偶然的机会,深受影片《乡村女教师》影响的查文红,成了东北边境地区的一个乡村女教师,一当就是8年。这种经历,让这个都市女孩子对农村孩子有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情感。

  从黑龙江回到上海以后,查文红的这种教师情结没有消逝。丈夫赵达林说:“逢休假,别人都是往风景名胜跑,她却往农村跑,说是想去看那里的学校。”邻居都说她不像上海人。她说:“我总觉得自己和农村的孩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学校好一点,我心里就轻松一点,他们不好过,我也难过。”查文红深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也没有更多的能力来帮助农村穷苦的孩子。这是她心头经久不褪的一个遗憾。

  199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查文红看到了团中央实施“希望工程”的公益广告,这个消息让她很高兴:这正是她多年以来想做的事情。她和丈夫、女儿商量资助困难学生的事,赵达林和赵静一口同意。3月10日,查文红一家向“希望工程”寄去了第一笔捐款:120元。从此,查文红每月都往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寄钱。

  1995年,青基会发给她“救助卡”,将她与砀山县魏庙小学四年级学生马小峰联系在一起。马小峰和妹妹马小云是一对孤儿,从小就失去父母,只靠着奶奶艰难地生活。由于查文红的资助,马小峰得以顺利入学。1997年8月26日,查文红忽然收到马小峰班主任的来信,说马小峰要辍学,“他奶奶生病了,家中没劳力,他要用自己稚嫩的双手来养活奶奶和妹妹……请查阿姨劝劝他继续念书。”

  想了一个晚上,查文红决定去砀山探望马小峰。9月4日下午,查文红终于见到了通信两年多的马小峰。尽管她对那里的贫困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面前的景象还是让她震惊,直到多年以后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啊:房子是土坯的,屋顶是茅草的,门上没有门框,窗户没有玻璃,床上用晒干的玉米皮当褥子,没有一条像样的被子,芦秆编成的墙上贴满了马小峰和妹妹的奖状。马小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头发竟白了一大半,手上长满老茧,比城里70岁老人的手还要粗糙。”查文红摸着马小峰的手,再把他揽在怀里,对他说:“阿姨就是要饭也要供你上学。”

  当天,魏庙小学300多师生停课一天,开了一个隆重而又简朴的欢迎会。查文红在会上说:“我当过8年的代课教师,等我退休以后,愿意到这里做一个不拿一分钱的教师。”

  1998年,在上海一家百货公司工作的查文红办了待休手续。那一年她45岁,周围的人都把她叫做“下岗的”。而她觉得自己“从今以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了”。

  有人劝告她,退休就该休息。可查文红实在不愿把自己以后的大把时间用来休息。她想起那次到魏庙小学,曹庄镇教育办公室主任姜新标对她说:“曹庄镇还缺80多名教师,如果大家都像你一样来关心农村教育就好了。”她也想起自己那天说过的话。她知道自己后半辈子应该怎样过了:“农村有我的舞台。”

  1998年8月,查文红来到砀山县,在魏庙小学当了一个教师。“从那以后,总是有人问我,为什么从上海到砀山。”她说,“其实很简单,我就是想做一点有意思的事。”

  “在农家孩子中间,我感到被尊重和被需要”

  查文红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在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上海,有人说她是“千万分之一”、“一个傻瓜”。在砀山,有人说:“咳,上海人,还是不拿钱的,呆不长啊。”

  其实,上海和偏僻乡村的差别之大,查文红比任何人都能更深地体会。她起初很不习惯砀山的生活:喝的,水面有浮尘,杯底是厚厚的一层沉淀物;吃的,除了酱豆子还是酱豆子,她每天都会想起上海的翠滴滴的青菜。查文红在犹豫。她问赵达林到底要不要回家。老赵在电话那头只有一句话:“女儿盼望你回家。”亲情、乡情一下子把查文红回家的念头拉得很近。

  但是,眼前也有一片温情。老师们轮流来照顾她,学生们围着问长问短,一个孩子还送来一棵大白菜和几个砀山梨。她知道砀山梨驰名全国,但第一次体味到这梨中有一种特殊的滋味。“我到砀山没干几天,人家就这样想着我,关心我,我为前几天的念头感到惭愧。”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她决心留下来。她说:“我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孩子们能够遵守纪律、好好学习。”

  她带的班是一年级,有47个孩子。现在,这些孩子已经是四年级,查文红还是他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课老师。3年多来,这个班在全县20所小学统考中,年年得第一。查文红还给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文明习惯。当查老师第一次告诉孩子们上课前要起立,要说“老师好”时,学校的老师们都劝她说:“农村不兴这一套。”现在,这个好习惯已被全校师生接受。

  查文红的工作没有工资,也没有补贴。村里几次送给她生活费,她都如数退回。她不是不需要钱。她丈夫也是提前退休的工人,两个人每月1200元的退休金,要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养活一个家,紧巴巴的。结婚20多年来,这个家几乎没有添置过一件家具。尽管如此,她不肯要砀山人的一分钱。“他们太困难了。”她说,“我怎么能拿他们的钱呢。”

  一年又一年,查文红没有像有些人预料的那样“呆不长”,村民渐渐地相信这位老师真的和别的人不一样。怀疑变成了接近,然后是信任和热爱。

  “我一个大男人,从来不哭的,可是查老师来了以后,我掉了几次眼泪。”姜新标这样说。作为一个主管农村教育的干部,他对农家孩子的读书写字有着特殊的关注。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上海人,竟然能把自己的感情全都放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查文红自己家里那么困难,还拿出钱来资助马小峰兄妹,他掉泪了。那一年,查文红回上海过年,孩子们舍不得她走,团团围着她,一路送出好远,喊着“查老师”,哭声一片。看到这一切,他又掉泪了。

  查文红到砀山以后的第一个春节,为了让她早几天回上海,校长决定提前给她放假。课堂上,查老师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想法向学生们说,却遭到孩子们的反对。丁莉说:“老师,我家过年包饺子,你到我家过年,可以吗?”“我家过年蒸好多的馍。”“我家过年炸红芋丸子。”孩子们纷纷喊起来。

  看着这些孩子,查文红真想留下来,可她太想女儿了。她把对女儿的思念告诉她的学生,教室里蓦然寂静。丁莉用一双大眼睛注视着查文红,小声说:“老师,亲我一下,行吗?”查文红走下讲台,走到丁莉面前,俯下身去,在这女孩红扑扑的脸上亲了一下。当她抬起身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拥过来,都想得到查老师的吻。47个孩子,47个吻,用了差不多一节课的时间,查文红脸上也沾满了泪水和鼻涕。“孩子们对我太好了,我总觉得为他们做得太少。”查文红在慢慢地、清晰地体会着自己的心血所带来的收获。她说:“在这些农家孩子中间,我感受到一种被尊重和被需要。”

  查文红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用在这些贫穷的孩子身上,再也顾不上上海那个家。女儿结婚,她没有回上海;女儿生病做手术,她也没有回上海;女儿分娩,查文红还是没有回上海去看一眼外孙。查文红说:“我能做的就是为女儿找好医院和好医生,为她买一份医疗保险。呆在她身边,也帮不上什么忙。魏庙小学的孩子们更需要我。”

  “我们只希望过一种普通的生活”

  查文红说,她在上海住院动手术的那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了砀山的那些孩子们,孩子们冲她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她就哭醒了。当听说记者要去砀山魏庙小学时,她托记者向学生们说几句话:“老师很想念你们。我很快就会回来。”

  12月中旬,查文红出院了。可是她发现周围的情形变了。她现在出名了,很多地方请她去做报告,一批又一批的记者来采访她。她曾经说,她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现在,她觉得这一切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特别不愿意宣传自己。”曹庄镇党委书记王金夯告诉记者,“我第一次请她做报告的时候,用了好几天都说服不了她,她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事,不想让别人都知道。’”赵达林也发现自己的生活变了。“我们是一个普通人家,我们只希望过一种普通的生活,不希望别人来打扰。”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的表情。

  当年为去不去砀山,查文红曾经矛盾过,那是为了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现在,她仍然在矛盾着,她只想做老师,不想做名人,不过,她发现,她不得不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了。“假如大家都来关心农村教育,那么牺牲我的一点宁静,也算不了什么。”查文红这样说。

  确实,当人们都来关心查文红时,也就有更多的人来关心魏庙小学了。就在查文红那低矮的“四一班”教室后面,依靠捐助建设的教学大楼,正在拔地而起,在当地,这显然是一座最漂亮的楼房。当地人都说,没有查老师的知名度,就不会有新校舍。它曾经是那些孩子的一个梦,也是查文红的一个梦。 (本报记者  王伟健)

  《人民日报》 (2001年12月25日第一版)

(责任编辑:周仙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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